边防站距离小镇比较远，往返需要跋山涉水，邮政局的领导体谅徐长江去边防站的辛苦，规定每周只做一次投递。徐长江却自己把工作制度改了，一周总要去边防站投递两次。
每一次去边防站投递，他都会把自行车换成马匹。马是部队淘汰下来的战马，分给边塞小镇的邮局，也算是物尽其用。
两年前的一个春节前夕，徐长江骑着那匹退役的战马，又像往常一样，去边防站完成投递工作。那年的冬天特别的冷，雪也得特别大。他出发时就已经是风雪交加了，他完全可以改个时间去，可他还是出发了。他是当过兵的人，理解边防军人那种家书抵万金的感觉。春节前，他要把边防战士对亲人的问候和家人对亲人的思念之情，传递给双方。
人和马毫不犹豫地就走进了风雪里。
不巧的是，他遇到了十几年来罕见的暴风雪。人和马迷路了。
挣扎了一天一夜，人和马最终冻死在风雪中。
当边防站官兵找到徐长江和马时，一切都已经晚了。人和马在冰雪中成了两尊永恒的雕像。让边防站官兵更为感动的是，他们的包裹和信件一件也没有少地在马的身上驮着，在徐长江的身上背着。战士们捧着邮递员徐长江最后投递来的信件，呜呜地哭了。
徐长江的事迹也就在这座边塞小镇传开了。
当地民政局为了表彰徐长江的壮举，授予他为烈士。在和平年代，能被政府授予烈士称号，已属罕见了。
从那以后，徐长江的家人和边防站的官兵，就结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有了这种不一般的关系，也就有了说不清、理还乱的故事。
徐锦春高中毕业后不久要参军，也就成了这个故事的开头。
第2章 参军未遂
徐锦春以烈士子女的身份，报名参加了守备区的应征体检。
边防站属于守备区管辖，边防站的级别是排级单位。黎京生是边防站的最高长官。
徐锦春的父亲徐长江成为烈士那一年，黎京生还是一名班长，那年他刚满二十岁。身为班长的他参加了烈士徐长江的追悼会。追悼会是是由当地民政局、邮政局和守备区共同举行的。
当时的黎京生站在队伍里，看着哭成泪人的史兰芝和徐锦春姐妹，他的眼圈也红了。正在读小学的徐锦秀和徐锦香，被眼前突然的变故弄蒙了，她们还不知道悲哀，或者说是被眼前巨大的变故震惊了。两个女孩怔怔地望着眼前的场面，似乎仍没有明白这和自己的父亲有什么关系。于是，所有的哀伤和悲痛都被史兰芝和徐锦春两个女人承担了，一个失去了丈夫，另一个永远地失去了父亲。她们悲痛着，哭泣着。
黎京生就是在那一刻，心里的什么地方“嘎”的一声，响了一下。接着，又响了一下。初中刚毕业的徐锦春此时已满十六岁，十六岁少女的悲伤，不能不让一个二十岁的男人动容。
看着孤儿寡母的一家人，黎京生在心里一遍遍地冲自己说：我要保护她们，她们太需要我的保护了。
黎京生是在当满第二年兵时升为班长的。作为首都北京来的兵，能在边塞一干就是两年，想来也是很不容易的，毕竟首都与边塞的差距是巨大的。初到边塞的黎京生并没有什么远大的志向，只想当满三年兵，就高高兴兴地复员，再找个固定的工作，娶妻生子，过平常百姓的日子。这种想法不仅黎京生这么想，许多城市兵也都是这么打算的，他们并不想在部队有什么大的作为。身为北京平民的孩子，父母也没有在他们的身上寄予更大的希望，即便有，也是藏在心里的。他们都是普通人，现实对他们来说比理想更重要。
徐锦春的父亲徐长江成为烈士后，一家人一下子就和边防站的距离拉近了。
每一个周末边防站的人都要来到徐锦春家，进行看望。一列骑兵，骑着战马，威风凛凛地穿过小镇，来到徐锦春的家。
战士们从马上跳下来，二话不说，挑水劈柴，扫院子，井然有序。只一会儿工夫，水缸里的水满了，院子干净了，小山似的劈柴垛依墙而立。
周末的日子里，母亲史兰芝有时在家，更多的时候是徐锦春在家里，周末学校下午一般没课。解放军叔叔在院子里忙活时，徐锦春在屋里已经把热水烧好了，倒在碗里，又从床下搬出糖罐，用小勺在碗里加了些糖。尽管糖由于储存的时间久了，变得有些硬，板结在了一起，她还是要用甜丝丝的糖水，招待这些好心的解放军叔叔。
其实，战士们都自己背着水壶，他们不想喝徐锦春为他们烧好的糖水，但糖水都盛在了碗里，热腾腾地冒着气，战士们也只能喝了。他们喝水的速度也是军人的速度，很快，门外就留下一阵细碎的马蹄声。
这时，徐锦春都会追出来，望着一列骑兵远去的身影，一脸的若有所思。
骑兵的队伍里，有时也会出现班长黎京生的身影。刚开始，徐锦春喜欢听黎班长的一口京腔，字正腔圆，抑扬顿挫，像收音机里的播音员。后来，她就开始留意起这个人了。黎京生面孔白净，长得应该用英俊来形容，而正在上高中的徐锦春也可以说是半大的姑娘了，正是处于对异性的敏感时期。此时的徐锦春关注英雄的北京兵黎京生也就很正常了。
黎京生带着班里的士兵周末过来时，徐锦春就会走出屋子，热情地劝这个歇一歇，那个坐一坐。她看着战士们忙得满头是汗的样子，就回屋翻出一条新毛巾，给战士们擦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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