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初，我终于有个机会能把我的思想写了出来。那时美国的“国际睦谊会”(AmericanAssociationforInternationalConciliation)在白特勒(NicholasMurrayButler)会长主持之下举办了一次校际和平论文竞赛。该会所颁布的文题之一便是：“在国际关系中，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力量吗?”我对这一题目大感兴趣，因而很用了一番功，作文应征。数月之后出乎意料的，我居然得了头奖。那头奖的百元奖金，对我当时的经济情况实不无小补。我的论文后来由该会出版并译成多种欧洲语言;在巴西则被译成葡萄牙文;在南美其他各国则被译成西班牙文。这篇论文在我的留学日记里曾保留了一份节要。我现在把这节要再叙述一遍，也可以看出我那时对这一新哲学——新和平主义——信仰的程度。
在该文的第一部里我提出三个前提。我试答第一个问题：“在国际关系中，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力量的吗?”我想当初出题目的人的心目中，一定先有个正面的答案。但是我却给他一个反面的答案。我的回答是：假如我们认为力量可以用不需要力量的东西来代替的话，则世界上便没有这种不用力量的代替品。这是我那篇论文的要点之所在。纵使是不抵抗主义，它正如杜威所说：“在一定的条件之下，消极的抵抗比积极的抵抗更为有效。”[也不是否定力量的存在!]
青年期的政治训练(7)
这样你可以看出我那时已经不是无条件接受不抵抗主义的一切理论了。甚至在1915年5月6日我已经体会到，弱水可以穿坚石，倒不是因为水弱，而是水原有其真正的劲!这就是杜威和安吉尔对力的观念。所以我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并不是力量可不可以代替的问题，而是如何更经济有效使用力量的问题。所以问题的重心就是怎样[觅取用力的新方法]来代替当前浪费和乱用力量的问题。
我论文的是解释当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的问题不是力量发挥的问题而是力量没有发挥的问题。目前这个战争实是人类有史以来，力量发挥的最大表现。但是其后果却是个死结，这个死结在1916年的春天实在表现得十分明显。力量何尝发挥，因为力量已被浪费了。力量的本身却被用去制造力量的对立而使力量相互抵消。在目前的制度下，是以力防力。其结果是相互抵消，以流于浪费和无结果。由此可见，我那时对安、杜二氏的新观念是真正的服膺了。
我论文的最后一部则说明，如果要力量充分发挥，就应该把所有的力量组织起来，加以规律化，而导向一个[有建设性的]共同目标。法治便是组织力量的一个例子。力量既经组织，浪费乃可消除，效能自可赖以保持。所以我的结论便是个具体的建议——把世界各国的力量组织起来，来维护国际公法和世界和平，这便是解决当今世界国际问题的不二法门!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实在是“捍卫和平大同盟”这一信念的早期信徒之一，后来我也是“国际联盟”的热忱赞助人之一。当国联于巴黎和会宣布成立之时，我也是“国联中国同志会”(ChineseAssociationfortheLeagueofNations)的发起人之一。《国际联盟宪章》(TheCovenant)便是我译成中文的。
后来九一八事变发生了，日本以武力强占我东北，我在我们所办的《独立评论》上便写了很多文章，支持我国向国联申诉，支持“李顿调查团”(TheLytonCommission)有关中日纠纷的报告。时历数月，我都希望国联来制止日本军阀的侵华行为。但如众所知，国联一开头就无能为力。由于美国拒绝加盟，国联已有先天的虚弱;更由于苏联加盟太晚，其后又因其侵略芬兰而被开除盟籍，国联便更无实力;再因东北事变，日本自动退盟;所以国联一诞生，事实上便已瘫痪了。
记得1945年我以中国代表团团员身份去旧金山参加“联合国”(TheUnitedNations)成立大会。我忽然接到老友何尔特先生的电话，接着他便到旅馆来看我，说他是自备旅费自佛罗里达州冬园市的家中，赶来参加这个盛会。他说：“真正未料到我以前的理想最后竟然实现了!”我看到这位老人为其三十年前(1915)理想之实现而激动的情况，我也为之感动不已。
这一新的国际组织当然是包括美、苏等首要强国，可是当苏联坚持安全理事会里的永久会员国可以使用否决权时，何君与我均深感失望。时至今日，我始终拒绝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名。
在结束本题有关我个人信仰的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之前，我想略提一下当年同学们对我的温情，虽然那时他们都强烈地反对我的和平主义。当“二十一条事件”结束之后，整个同学的圈子内大致对我都非常友善。他们选我担任《中国留美学生月报》的编辑委员，又选我担任中国学生会所主办的《中国留美学生季报》[中文版]的主编。当我从绮色佳转往纽约时，我碰见了许多老朋友，他们都是在我主张不抵抗以及反对对日作战之时，强烈反对和批判过我的。可是在我居住纽约的两年期间，他们对我都十分友好，有许多到现在还是我很好的朋友。所以我认为一个人在公开场合采取坚定的立场，择善而固执，总是值得的。
第二我还想指出，我在1915年反对立刻对日作战的论点，不幸地二十多年后当中日战争于1937年爆发时，仍未失时效。在抗战前我国对日艰苦交涉的整整六年之中(1931—1937)，我又变成了反对对日作战的少数派，在这六年中我反战的论点仍与当年无异。问题重心便是我们怎么能打?拿什么去抗日?我们陆军的训练和装备均甚窳劣，既无海军，实际上也没有空军，也没有足以支持战争的国防工业。我们拿什么去抗日呢?这是一件悲剧。不幸的是中日两国当时皆缺乏明智之领导阶层来设法避免战争。结果两败俱伤，同归于尽。在日本悠久的历史中，向无异族统治的先例，战争使其初尝此味。中国所受战争的创伤，亦迄未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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