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就在胡适之在美国做学生的时候，也就是杜威完成这个公式之时，美国加州却有一条管理该州公路的“法律”。那条“法律”规定在公路驾马车而过的小贩，不收费，或收费甚轻;步行挑担的小贩，则付重税，重于马车数倍。何以故呢?就是“主人”家里的人都是乘马车的。那些“挑担”的广东小贩，站都站“不直”，所以这匹野兽“NCE5C”便“触而去之”了!
笔者在50年代的中期，为着应付考试也曾熟读杜威之书。讲到“不疑处有疑”之时，我就把他一段段地开了天窗，虽然我在三重口试的考场上不敢对这个杜家店说半个不字。
后来我访问胡先生，我看他老人家无条件地服膺杜威的情形，心中亦不以为然。但是胡公虽然一辈子鼓励人家“怀疑”，他自己却不大愿意人家对他的思想有所“怀疑”。笔者因而也就未敢过分地唐突西施。可是适之先生是绝顶聪明和极度虚心的。我们的字里行间式的聊天，曾惹起胡先生用了大笔血汗存款，托我替他买了十来本研究杜威的新著。
笔者叙述这段小事，并不是说其愚如余小子者，尚敢斗胆批杜，而胡大师却不敢说半个不字!非也。这是中国学术史上的“辈分”问题。
适之先生求学于清末民初之际，那时孔家店已不倒自倒。思想界一片空白(笔者这一论断，周策纵先生是一向反对的)，青年知识分子乃四出“求经”。可是这些洋“经”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新鲜、大高明了。在泰山压顶的西风东渐之下，他们完全丧失了“学术自主”的信心(事实上也无此能力)，因而新学问对他们只有“皈依”的份，哪里谈得到怀疑呢?幼年既无力怀疑，也无心怀疑，年老功成业就，已成了开山宗师，东方一世祖，自然就更不会怀疑了。这不但是实验主义者如此，马克思主义者更是如此。
我们这后一辈就有点不同了，我们第一个怀疑是那些“留学归国”在大学里教过我们的洋老师。对老师的怀疑，因而对老师的老师也就不太信任了。这就是笔者所说的“辈分问题”，倒不是后一辈胆子大，“不知轻重”。
再者，胡适之先生原是个十分标准的传统中国士大夫。传统的士大夫现代化了，因而他与英美的士大夫——英国的张君劢、美国的胡适之……也就一拍即合。后一辈的知识分子去古已远，他们的士大夫气息已经很淡薄，加以他们都是抗战、革命等空气喂大的，对洋人也就没有像老一辈子那样说一不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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