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1月，国民党著名的19路军在陈铭枢、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人的策动下，发动了福建事变，建立了福建人民政府，提出了反蒋抗日的口号。这是一支在淞沪保卫战中使日军闻风丧胆的部队。第五次反“围剿”之前，蒋介石为了加强反共的实力调19路军进驻福建，另一方面蒋介石也怕翅膀已硬的19路军从自己的手里飞走了，他要牢牢地控制着19路军。蒋介石万没有料到他把19路军调到了眼皮下，却没有抓住19路军的心。19路军的反戈一击，打乱了蒋介石从四面“围剿”苏区的糀E划，不得不将部分兵力开往福建。在这期间，中央红军已同19路军签订了反蒋抗日的协定。由于李德等人当时指挥的中央红军一方面自顾不暇，另一方面也是战略上的错误，并没有积极地去配合19路军的反蒋抗日计划，使19路军很快就垮掉了。19路军陈铭枢、李济深等将领逃亡到香港。
19路军失败后，中央苏区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更是举步维艰，一时间，苏区的军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最高“三人团”又一次清醒地意识到，打败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彻底破灭了。如果说一个月前派7军团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帜还尚有一部分试探性和盲目性外，他们这次不得不下最后的决心，让红6军团西征，打通大部队西撤的通道。最高“三人团”经过缜密的考虑和布置，向6军团发布了西征的电令：6军团由黄坳、上下七地域的敌人工事守备的薄弱部或以南，转移到桂东独立4团驻地;6军团在桂东不易久停，应马上转移到新田、祁阳、零陵地域去发展创立新的根据地，以后再向新化、溆浦两县间的山地发展，并由该地向北与贺龙领导的红3军取得联系。
红6军团经过准备终于决定西征了，任弼时任中央代表及军政委员会主席，肖克任军团长，政治委员王震。当时军团经过补充，兵员已达9000余人。
最高“三人团”知道6军团这次西征是一次大撤退，便命令6军团把一切能带走的东西都带走，这无疑给部队的前进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李子良排长接受押解省保卫局的犯人的命令，是11月的一天晚上。那天晚上，阴云密布，细雨绵绵，侦察排长李子良万没有料到领导会交给他一项这样的工作。李子良和战友们在几天前，就听说了部队要西征的消息，那时他和战友们心里涌动着一股崭新的情绪。以前他也曾有过这种情绪，可自从第五次反“围剿”近一年来，这种情绪便没有了，部队连吃败仗不说，根据地也在一点点地缩小。李子良是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根据地扩大到了保平，他家也分到了土地，他是为了保卫苏区的胜利成果才参军的。可第五次反“围剿”之后，很快便丢掉了保平，保平以及更多的土地又被敌人占领了，家乡的父老乡亲又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李子良是红军排长，又是党员，他知道要服从上级命令，可这仗愈打愈窝囊，他就愈打愈窝火。终于盼来了部队的西征，那时李子良想的是他们侦察连会像每次一样，捷足先登，深入到敌后，为大部队侦察地形，抓俘虏，那是侦察兵最痛快、也是最荣光的时刻，可他万万没有料到，部队西征，会让他带着全排20几个战士押解犯人。但他服从了组织的决定。还有一点，就是他还想再见一见张营长，逮捕张营长时是他奉命执行的，那时部队上下都抓了很多人，据说他们是AB团的人。张营长是他认识的第一个红军的领导，解放保平时，张营长带着队伍驻在他们的村子，那时张营长30刚出头，腰里插一把短枪，短枪上飘动着一条红绸巾。张营长满脸兴奋地向村民宣讲着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他是从张营长的身上，还有那些红军战士中了解到什么是红军的。那时他很羡慕张营长这些人，当张营长这支部队开走时，他和村里许多青年一起报名参加了红军。
逮捕张营长时，是他亲手下掉了张营长那把系着红绸巾的枪，张营长一动不动地望着他。他看见张营长的眼圈红了，他的心当时动了一下，他不相信张营长这样的人会是坏人。他押解着张营长去了保卫局，那一次抓了很多人，不久都被枪杀了。不知为什么，张营长一直没有被杀，仍一直在保卫局关押着。李子良的心似乎宽慰了一些，可他仍放心不下。不知为什么，张营长的形象一直在他的眼前闪现。
那天傍晚，保卫局的人把犯人交给他们的时候，一共是32人，犯人的手一律捆绑在一起，系在身后，犯人之间又用一条粗绳连着。月光下，这些犯人神情茫然，此时部队西征的消息已不是什么秘密，可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些犯人。他们以为要被处决。当他们站在月光下，看着集结后的部队，在夜色的笼罩下出发的身影，更坚定了这一想法。
张营长站在队伍的最前头，他已经不是一年前那个满面红光的张营长了，胡子已经蓬乱地在脸上疯长了一些时候，面容苍白憔悴，唯有那双眼睛在很深的地方有两盏亮光在闪动。李子良就是凭着那两盏亮光辩认出张营长的。他走过去，伸出手在张营长的肩头轻拍了一下，然后叫了一声只有他们俩才能听见的话：张营长，是我。那一瞬间，张营长的身子一颤，他很快地看了眼李子良，这一眼他马上认出了那个在保平参军的小李子。他嘴唇牵动了几下，薃E乎想说什么，又什么也没有说。他抬眼望着远方，大部队已隐进了夜色中，只有人喊马嘶的喧嚣之声隐约可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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