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正色道：我们的命运是和革命联系在一起的。你先走吧，我会随后追你们的。
贺子珍知道，毛泽东不能和他们一起走，他还要留下几天，和老区的人民见面，还要给留下的党的干部们讲话，他要告诉这些留下的干部，红军正在撤出，红军撤出后，今后的局面更艰难，更应该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描写毛泽东长征前是这样写的：
疾病缠身、面带菜色的毛泽东仍在接受傅连璋的治疗。这时他正在对一群党员干部讲话，他尽力使自己的口气充满信心，他的讲话内容没有被保存下来。不过，无疑是传达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说明部队要冲出包围圈，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建立新的根据地的计划;号召干部要照常工作，告诉大家部队进行分编，红军留下了很大一部分兵力保卫苏区，他们不会永远离开，他们会回来的。毛泽东坚信，革命最终会胜利。
这是一次高、中、低三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对这些干部讲话的时候，周恩来、朱德、博古、李德，所有部队的首长和党的整个最高级领导机关已经上路了。中央机关10月12日到达于都，又乘夜色朦胧穿过了于都，几千名挑夫(一天付一块银元)，挑着苏区的大量财物，印刷机、纸币镌版、造子弹的机器、重新装填空弹筒的机床、爱克斯光机、满载重要及不重要的文件资料箱子，红军储备的银元、金条、大米、药品、备用的枪炮、收发报机、电话设备、大卷的电话线，等等。毛泽东后来说：“就像大搬家一样”。埃德加·斯诺则称为：“整个国家走上了征途。”这太夸张了，还是毛说得确切。
10月18日傍晚，毛泽东和大约20名随从，包括警卫员、他的秘书和工作人员，在于都北门旁一所房子的石板地小院子里集合。他们走出院子，和中央纵队的其它单位会合了。毛带了一袋书、一把破伞、两条毯子、一件旧外套、一块旧油布，留下了他那有9个口袋的旅行包。
毛泽东明知危险乃至致命的撤退就这样开始了。红军离开了共产党在过去几年中赖以生存和蓬勃发展的根据地。他们悄悄地行动，希望蒋介石的飞机不要发现并轰炸这支蜿蜒而行、前后长达60英里的庞大而杂乱的队伍。现在是需要坚韧不拔、下定决心的时刻，不允许提任何问题。没有人知道他们将去何方，没有人知道走到哪里才是尽头。毛泽东不知道，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也不知道。谁也猜不出再过多久蒋介石就会发现这些蠕蠕而行的队伍。没有一个指挥员不为那些如牛负重的挑夫们担心，他们中间很多人挑着他们能够肩负得起的最大重量，一天挪动两英里都很困难。
工兵营在于都河上架起了5座浮桥。当时正值枯水季节，在于都一带，河面不过250英尺或300英尺宽。河面宽些的地方河水很浅，人和马都可以毫不费力地涉水而过。5座浮桥分别架设在于都两侧几英里长的河面上。
毛泽东和他的队伍沿着河岸没走多远，月亮就升起来了，河面很平静，没有一丝风。一会儿他们来到渡口，踏上了喀喀作响的浮桥板，顺利地过了河。很快，这支队伍就到河对岸向西行进了。这静谧的夜，这月光，这河水拍击浮桥的声音，激发了男女战士的兴致。他们成一路或两路纵队沿着狭窄的小道行进，很多人轻轻地哼起了流行的红军歌曲。
究竟走向何处，谁也捉摸不透。
比毛泽东早出发几天的贺子珍，无时无刻地不在惦念着毛泽东。每到休息的时候，贺子珍总要引颈张望，此时，她多么希望在长长的队列里能看到毛泽东那熟悉的身影呀。
徐特立似乎看透了贺子珍的心思，他一遍遍地安慰着贺子珍说：润之不会有事的，很快就会赶上来。
徐特立这么说时，贺子珍的脸颊上升起了两朵红晕。她不是不放心毛泽东的安全，而是不放心毛泽东的身体。自从毛泽东失去军权以来，身体一直不好。从那一刻起，她便没有离开过毛泽东。毛泽东在她的面前就像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有时她又觉得毛泽东很像父亲。冷不丁的，让她离开毛泽东，贺子珍真还有些不习惯。
徐特立这位长者在贺子珍面前尽力装出平稳和沉着。可是他的心里却很乱，空空落落的，他不知道部队这是走向哪里，他多么希望这时候和毛泽东坐下聊一聊，哪怕再说说历史也行，他也会在毛泽东借古喻今的历史故事中得到一缕安慰，甚至在毛泽东的表情中也能捕捉到有关未来的命运。徐特立嘴上安慰着贺子珍，自己也不时地向长长的队伍里张望。
然后一遍遍地似安慰贺子珍又似安慰自己地说：润之是该来了。
王铁做梦也没有想到，部队会从兴国前线撤下来。广昌失守后，全连只剩下了5个人，他们奉命撤离阵地后，便被改编了。这次又被调到了兴国前线。兴国前线阵地不断遭到敌人飞机大炮的轰击，敌人的部队一步步向兴国推进，兴国已岌岌可危。到了10月6日晚，王铁接到上级命令，带领全营撤离了阵地，把阵地移交给了友军，部队一下子撤到了于都。到了于都后，王铁又接到了休整的命令。这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很少的好机会，部队以为这一下子可以好好休息休息，以消除几个月来东奔西跑的疲劳。部队刚到于都王铁又接到通知，部队准备打到敌人封锁线外面去，准备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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