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与时间同构。时间与生活同构。
滞留于思想的原发地带意味着始终保持生命的活力，这很难，这需要辨认形形色色的固化。生活之流，意识之流，固化乃是常态，连不识字的农夫农妇也很能固化呢。
思想是生发思想的一种能力;思想的常态是“活蹦乱跳”……
玄思就到此为止吧。
太阳升起，太阳落下;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太阳又始终是那个太阳。古代人物能鲜活于当下，首先是因为他们都拥有巨大的生命力、能穿透历史的生命力。他们与汉语同在，就等于和祖国山河同在，和历史同在。如果文人是一种职业的话，那么它也是一种关乎所有职业的职业。“关乎……”为“超乎……”奠定基础。这个涵盖了哲、史、文的课题尚有待深入。
从孔子老子庄子屈子到鲁迅先生，中国历代文人实实在在是个百折不挠可歌可泣的群体，是传承华夏文明的主力军，是承受着家国苦难的勇士，是美的揭示者，是自然律动的倾听者，是封建强权的反抗者，是生活世界的洞悉者——中国文人的生存姿态、生存向度，对当下的中国人明明白白是个精神指引。
而他们的历史局限，则应当被同时纳入视野。
人是不能活得鼠目寸光的。一味嚷嚷现实，直奔眼皮子底下，现实会产生位移，会收缩它的地平线。中国传统文化特别讲究虚能致实，无为而为。虚能致实是说：无形的东西规定着有形之物。语言的抽象规定着一切具象。语言是存在的家，“犹如云是天上的云。”
我们不可失掉我们的智慧祖先曾经有过的深邃目光，不可失掉这目光所抵达的广阔的地平线。
价值的天空就像自然的天空一样需要珍视。我们已经痛苦地发现：哪怕是修补一小块价值的天空有多难。
“生活意义之网”若是拆成了碎片，每个人都会受伤。
小康社会，不仅是物质层面的。精神健全同样是重中之重。
回行者能够前瞻。回行几千年能前瞻多少年呢?
回行的足音将以何种形式踏响未来呢?
历史有惯性的，对文化先贤们的种种遮蔽今犹存焉。让历史之星空中闪耀着的恒星，去尘埃，明亮于当下，照耀着未来，尚有大量拓荒性的工作需要展开。
工作是严谨的，工程是浩大的，众多劳动者的手共同联接着千古文脉与血脉。
“品中国文人”这个系列，仅仅是一己之粗浅开端。
2008年2月21日元宵佳节，改定于四川眉山之忘言斋
屈原一
《楚辞》是《诗经》后约三百多年的一部诗歌集，屈原是其中的主要诗人。宋人黄伯思说：“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
屈原在今天是家喻户晓的、却也是谜一般的人物。在靠近这个谜团之前，我们先来看他的只能是粗线条的生平事迹。
屈原是战国后期楚国人。
屈原所处的年代，秦国虽然强大，但还没有强到横扫六合的地步。楚国和齐国、秦国实力相当。其他几个诸侯国，燕、赵、魏、韩，由于接连吃败仗，割地求和，只能采取巴结强国的战略。事实上，战国七雄，这时候只剩下三雄，秦，齐，楚，类似后来的三国鼎立。三雄拚上了，拚实力也拼谋略。
楚国地处长江中下游，版图涉及今之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一度还扩张向西南，其富庶和辽阔一望而知。自西周立国以来，近千年的经营，人口众多，大小城郭无数，生活习俗迥异中原。首都叫郢都，繁华冠绝当时。
繁华的背后却潜伏着危机。
屈原是洞察危机的先知。
楚国先后出现了两个先知式的大臣，一个是楚悼王时代的吴起，这个人既是军事家，又是改革家，他先于秦国的商鞅发起变法，其策略和改革方向跟商鞅一样，也是抑制贵族，广纳人才，鼓励士卒沙场建功业，以强兵的方式强国，收效很大。他的个人命运也和商鞅相同，被贵族杀掉了，死得很惨，乱箭穿身。令他在九泉之下不得安生的，是他的变革事业被楚国强大的贵族领主的势力全盘否定。这一点商鞅比他强：商鞅生前制定的变革路线，在秦惠王的时代得以延续。
屈原是吴起的后继者。
屈原出身王室贵族，祖上曾有莫大的荣光。《离骚》开篇就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朕是“我”的意思，到秦始皇，朕才为皇帝所专用。高阳是古帝王颛顼的别号，也是楚国远祖，被周成王封于楚。
屈原生于秭归(今湖北秭归县)，距郢都(今湖北荆州附近)有一段距离。家道中落，于是读书蓄志。也许父亲伯庸常常指着郢都方向教导他，鼓励他，甚至刺激他。他十九岁过后才离开秭归赴京城，重返祖宗居住过的繁华都城。
战国盛行雄辩术，口才非常重要，一般读书人，光有“肚才”不够，还得善于表达。策士通常是辩士。辩才无碍通仕途，庶人也能成为大贵族的门下士。秭归是座小城，但不算蔽塞，青年才俊不少，常常聚在一块儿讨论、辩论。
屈原口才好，《史记》有记载。从他的诗句看，他长得高大俊美，佩长剑，戴高冠，身挂鲜花香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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