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中国文化，这可是不折不扣的破天荒头一回!
一部《红楼梦》，首要价值在此。其次才是家族兴衰的巨幅画卷。再次，方为社会学家们津津乐道的各类专史：礼俗史、馔肴史、建筑史、园林史、服饰史、中药史、游戏史、奴婢史、优伶史、诉讼史、交通史、占卜史、殡葬史……
所有这些具有时代特征的专史，抵得过几千年华夏女儿的辛酸史么?
如果曹雪芹一直待在女儿堆中做他的“混世魔王”，那么，他也看不清女儿世界，不会为这个由他发现的清爽世界振臂欢呼。他的生存有悖论，有剧烈的矛盾冲突。当性别意识浮出水面，他一定是很不痛快，面临着性别分裂的难以名状的痛苦。而父权的压力、“仕途经济”的催逼，使他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对男人厌透了，并把这种厌烦上升到价值判断的层面。
“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
笔者敢断言，曹雪芹终其一生，最想说的就是这句话!
有此一句还不够，作家又生发说：“凡山川日月之精华，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
一锤定音了。
这一锤敲出来的，却是黄钟大吕。
《红楼梦》写人性，这一目了然。人性与家族统治，具有结构性矛盾。家族总要出逆子，要“反嗜自身”，这逆子，却又符合人性的方向，社会进步的方向。我总怀疑，贾政毒打贾宝玉，是真想打死他，灭掉这个家族的“孽障”。
《红楼梦》是在人性深处绽放的汉语之花，和李清照异曲同工：李清照是女性发现了女性，曹雪芹则是男性发现了女性。二者俱为“新大陆”式的发现。《石头记》在清朝中叶的问世，有石破天惊之效。
曹雪芹的攻击点，与其说是男人，不如说是皇权。
巨大的疑惑伴随着作家的成长，他急于追问的，是若干年来的同一个问题：奔仕途的男人们怎么全都是面目可憎、没一个好东西?
家族败亡，看不出曹雪芹有内疚——这曹家嫡孙，未能担起家族的大梁。也许他的潜意识，还有几分幸灾乐祸。《红楼梦》悲金悼玉，不悼家族。家族的荣辱沉俘，与他何干?家族为姐妹们提供了园子，却以隐形手段向她们施压、施暴：“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作家对父亲这个最大的家族符号只有惧怕，没有尊重：贾宝玉打死也不愿意做父亲那样的人，过父亲那样的道貌岸然的日子。
西方男性有弑父情结。中国的男孩儿可能有憎父情结。这原因倒不复杂：父亲通常代表社会向小孩子源源不断施加压力。
清代的宗法社会严密，无论在官还是在民，都受到政权族权神权的压迫，男人吃不消，把压力转移给女人。
大观园群芳争艳，脂粉香浓，呈现为封建统治的薄弱环节。但女孩儿大一日，压力就增大一分。雪压霜欺的背后，赫然露出男权大手。而男权嚣张，乃是统治格局使然。
有清史学者讲，满族人初入关，尚有八旗旗主共治的局面，到后来，渐渐落入皇权独尊的窠臼，皇子又多，派系林立，倾轧成常态。政治生态日趋恶化，贪官庸官层出不穷。
汉人高官，往往变形更甚。
官场中人，个个是钻营忘恩的贾雨村，一张脸迭着几张脸;外表光鲜，人五人六的，内里脓血流淌，腐臭难闻。曹雪芹嗅觉灵敏，闻到臭味儿走开了，他可没兴趣写一本官场现形记、沿着“护官符”的线索揭它个底朝天。官员面目可憎，毫无美感可言。曹雪芹把视线挪向别处。正好比阮藉朝司马昭翻白眼，陶潜扔了官帽转身向丘山……
不为几个奇女子，多半没有《红楼梦》。这座巍峨堂皇的艺术宫殿，芳菲园姹紫嫣红是基础。
写女儿世界的清爽，反衬须眉男子的污浊。我们先看林黛玉。
曹雪芹的身世，容后细表。
艺术殿堂中的虚构人物，林黛玉居于女性长廊之第一号。这三个字，照面就有感觉。可惜有些阅读，容易在小性子的层面上理解她。电视剧《红楼梦》对黛玉的演绎，又强化这一误读。林黛玉对爱的执拗，往往落实到使不完的小性子。电视剧弄了一些诗词场景，观众又似懂非懂。越剧《红楼梦》中王文娟饰林黛玉，通过唱腔、台步与舞蹈，逼近了黛玉的气质，因而获得成功。爱情悲剧获得了力度。这方面，电影故事片和电视连续剧可能先天不足。
鲁迅说：“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林黛玉之于曹雪芹，意味着女性的最高价值。大观园金钗争艳，贾宝玉独钟情于黛玉，不是无缘无故的。宝哥哥爱林妹妹，包括爱林妹妹的小性子。何以如此?盖因爱人者，深知对方的处境。黛玉孤身从南方来，本已寄人篱下，处处小心;偏又爱上宝玉，生出许多烦恼。宝黛相爱，却是明知这爱情不能自己作主，诸般烦恼、猜疑、敏感由此滋生，还不能说破：曹雪芹对此不着一字。潇湘馆里的每一次哭闹，最终总是宝玉赔不是。我初读小说时对这个也有点烦，后来理解了，反生敬意。爱人者当如此，看到心爱之人的全貌，体谅她生存的每一个细节。贾宝玉显然比一般男子更懂得什么叫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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