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南方人杰的国家情结、民族情结胜于北方。项羽的衣锦还乡、宁死不肯过江东，是屈原之后的另一大个案。屈原为何投江?因为他是楚人。楚国近千年的历史培育了他的国家情结。这情结包含了意识、潜意识、集体潜意识。中原诸国长期战乱，分分合合，国家意识淡薄，策士们朝秦暮楚是家常便饭。孔子孟子韩非子，都是以诸国为国的。《楚辞》学者马茂元先生对此有专论。
孔子的大视野，使他必须淡化他的鲁国情结。而国家趋于一统，国家意识的淡薄对儒学之意识形态究竟是行不通的，谁来填补这个空缺呢?是屈原。这倒不是说，屈原主动填这个缺。是汉唐宋的文人儒者把屈原“镶嵌”到历史的空缺中的。这里，又有孔子和屈原的互补空间。楚国放大为“中国”。
屈原的爱祖国，同样是“历史性”的，感动中国两千多年，并且在他个人，毫不勉强。《橘颂》云：“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
爱国的欣悦之情溢于言表。屈原年轻时的这首佳作，是爱祖国的诗篇中最朴素最动人的：因朴素而动人。她闪耀着爱国情愫的源头性的光辉。爱得如此之深，夺走他的爱，等于夺走他的生命。没有这样的爱国之情则没有《离骚》。祖国，楚王，荆楚大地的人神共存的生活世界，紧紧的交织着。屈原爱国在先爱君在后，爱国是前提、前因。这个“因果关系”是比较明确的。楚怀王死了，屈原并未去投江。郢都被毁的那一年他才自沉于汩罗。
理解屈原的自杀，这是一条有迹可寻的线索。
屈原的语言艺术、行为艺术，缠绕着后世中国文人。
美政理想主义者和君王、权贵的“结构性矛盾”，发端于屈原。整个封建时代，屈原的这个发端意义重大。
也许他走了生命的极端，才使后来的继承者坚定地站立在生命的苦难中。司马迁、嵇康、杜甫、李煜、苏轼、李清照、曹雪芹……都是大苦大难而笑傲人生。
1953年，屈原被联合国定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中国三大传统节日之一的端午节，由屈原而起。这么大的国家，两千多年来，单为屈子留下一个全民参与的节日，这不是偶然的。他投江后不久，往江中抛粽子的习俗就在荆楚大地上渐渐形成，老百姓的动机，单纯而又感人：别让鱼群碰他的躯体。粽子抛给鱼吃，他就安全了，一直沉睡在江底，或与汨罗江的波涛共存，汇入长江，滋润两岸辽阔的土地。每年的五月五日，粽子如雨点般落入江水中。后来，全中国相染成习，人们吃粽子怀念他，划龙船怀念他……
端午节是民间自然形成的，不是哪个帝王钦定的。这也表明，千百年来，“小民”的心愿和力量，能汇集成无人能够阻挡的滚滚洪流。
他忠君，却不是愚忠，他责备君王的句子比比皆是。
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
岂余之身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小人结党营私，那是非常危险的。我是害怕殃及我自身吗?不，我是担心国将不国，君王的车驾，因党人引入歧途而倾覆!
屈原在《离骚》中还写道：
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
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
——当初说得好好的，后来却又反悔。离乡背井，对我来说不是一件艰难的事，我感到伤心的，是君王您反复无常!
屈原的诗中，“灵修”、“美人”，常常指楚怀王。“数化”是屡次变化。
小人才反复无常呢，“伤灵修之数化”，岂不是把楚怀王和小人等量齐观?所以后来有人站在君王的立场批评他，比如班固说他“露才扬己”、“责数怀王”。颜之推更指责屈原“显暴君过”。他们的言下之意是说，最高统治者即使有过错，也不应受责备，更不能暴露给天下人看。
《离骚》最后两句：“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既然美好的政治不能与君王共谋，那好吧，我将跟随彭咸而去，到江水中寻觅我的归宿……
值得注意的，是屈原写下这些句子的时候，正当壮年。换句话说，他早就准备赴死了，包括死亡的方式。荆楚多河流湿地，他和水是亲近的，亲昵的。纪念他的百姓深深懂得他，让水中的鱼虾远离他。
读屈原的诗，不难发现，当时的文化已十分发达。南北文化呈交融趋势，而诗人、哲人、策士，从不同的方向强化这种趋势。七国争雄，一会儿打起来了，一会儿又好起来了。从时间上看，和好总比打仗多。从战国之初到秦灭六国，近两百年。国与国之间，接触是多方位的，这就包括从官方到民间的文化交流。即使为了研究敌人，也要弄清对方的文化，不然的话，那些成千上万的策士辩士们，长年累月奔波穿梭，他们广博的学问、他们知己知彼纵横天下的能力从哪儿来呢?
争霸倒促进文化交流，这个现象蛮有趣。
屈原的诗，得益于《诗经》不少，还有楚国代代相传的民歌。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思无邪的意思，就是男女互相思念，却能纯洁无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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