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春风得意,带巨款携娇妻,浩浩荡荡回成都,置田产换房子,过上了大地主的日子,有爱情更有美食。不能说他骗色又骗财,像时下都市里的高级流氓。他耍了一些把戏却是有据可查,小他三十多岁的司马迁不会冤枉他。
财色到手了,过几年官运又来。汉武帝好辞赋,下令收集这方面的作品。朝廷有个职位叫狗监,不管人专管狗,只因皇帝出猎,除了带侍从,还要带猎犬。狗监名叫杨得意,四川人。有一天汉武帝读《子虚赋》,读得摇头晃脑,狗监灵机一动,向人主献媚说:这辞赋的作者司马相如跟我是同乡呢,陛下想不想召见他?武帝说:快,快叫他来,朕还当他是个古人……
于是,相如到了长安,对武帝说:《子虚赋》是旧作,不算什么,臣子要为陛下的写一篇《上林赋》,赞美气势宏伟的皇家猎苑!武帝高兴了,说:好呀,你写出来让朕瞧瞧。你先干郎官吧,跟随朕的左右。司马相如叩谢圣恩,开始构思打腹稿。
御用文人要大干一场。但是且慢,我们先说这上林苑,它耗资巨大占地无数,单是苑内供皇帝休息的离宫,就有七十座之多。汉初,丞相萧何主持建未央宫,因其奢侈,被高祖刘邦狠狠骂了一通。开国君主懂得艰苦奋斗,后来渐渐变了,铺张浪费搞排场,武帝为甚。口号喊得越凶,铺张越厉害,比如一顿官饭,要吃掉农民多少血汗钱?武帝身边的文人,也不是人人都唱颂歌,为这上林苑,东方朔就委婉地批评过他。而司马迁无论是作为太史令还是中书令,都一再敷衍武帝,拒绝用他的如椽巨笔舞文弄墨歌功颂德。文人的分流,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两个复姓司马的男人,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史记》有非常明显的个人化写作的特征,和古希腊的文学、戏剧和哲学相似,是今天的主流、当初的暗流。两条泾渭分明的河流,它们共同的源头在《诗经》,“风”和“小雅”有着浓郁的民间气息,“颂”和“大雅”则开启了宫廷文学,造就一大批御用文人。我们不采用阶级划分法,但不能回避阶级这一重大的、贯穿几千年的历史现象。马克思的伟大研究不会过时,即使在眼下的西方,仍然是一门受到高度推崇的显学。海德格尔曾说过,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洞察,没有任何人能达到与马克思对话的水平。
巨人能看见历史的进程,几十年乃至几百年,就像普通人,能预见到几天或几十天。精神境界的差异,要比物质领域大得多,只不过眼下的人类更容易看见有形的东西罢了。
司马相如憋足了劲,熬夜,喝大量的水,终于写出《长林赋》。后人将它并入《子虚赋》,赋中假设楚人子虚与齐国乌有先生竞相夸耀,最后,亡是公出场,代表相如本人,大肆炫耀汉天子游猎上林苑,压倒齐楚,表明诸侯国的那点排场微不足道。赋中的连词、对偶、排句,层层渲染,一波盖一波。而在我的印象中,凡是供朗诵用的现代诗,几乎都爱用排比。我不知道是学了汉赋的文句优点呢,还是出自跟汉赋作者相似的心理机制。总之,成心要唱颂歌的,无论古人今人,形式会趋于一致。举例来说,给某某大酒店献文章,总不至于写一篇杂文吧?《上林赋》还炫耀作者的学问,用了一连串生僻字,孔乙己似的。常人看不懂,越看越讨厌,可是皇帝喜欢呀,司马相如何乐而不为呢?创造性的哲学大师,因其工作的拓荒性质,拓宽人类精神从未抵达过的境域,不得已才生造概念;文人则不同,文人用生字用僻词,是有意的,是虚张声势,是华而不实,是拿语言去沽名钓誉。
而武帝喜欢辞赋,不是没有原因的。他这个人好大喜功,讲排场很厉害,后宫佳丽八千人,供他一人享用;封禅秦山十八万人,浩浩荡荡,行程近两万里,大肆挥霍国库。一些重大仪式,和一些轻松的场合,都有人念辞赋,配上相应的音乐。辞赋的形式,介于散文和诗歌之间,开篇通常像散文,两三个自然段之后,排比来了,连词来了,四言八句层出不穷,如同钱塘江的潮水,一浪高过一浪。汉武帝听得“龙颜大悦”,他喜欢,满朝文武都喜欢了,从王侯公卿到下大夫,很多人都会背几句,有些官员还倒背如流。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官员们干这种事儿一向最讲认真,认僻字辨生词,一个比一个高明。这样的形势下,文坛岂能甘寂寞?文人写辞赋,一时成风尚。司马相如的作品被奉为典范,《子虚赋》传入各地市井,穷酸文人竞相模仿。“文章”这个词,就是汉代出现的,本意是“以文章显”,而章通彰,显为显贵。文章写好了,也能跻身上流社会。司马相如扩大了辞赋的流通领域,为文人进身、献媚于权贵开拓了一条大道,历代文人又借他说事儿,把他抬到祖师爷的位置上。有他在,阿谀奉承就理直气壮了。东汉,两晋,从辞赋到骈文,热闹得很,比如左思的《三都赋》令洛阳纸贵。
时隔两千多年,我们来看看司马相如的代表作《子虚赋》,做个切片就行了,不必从头看到尾。
赋中描写云梦泽,是这么写的:“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观其余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名曰云梦。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陀,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附,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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