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美是精雕细琢。美是展示最微妙的人生情态的差异。差异的持存带动社会生活的多元化。
审美的强度，就是生命的、生存的高度。
行文至此，我们似乎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古代文人越是到了穷途末路，越能“诗穷而后工。”生存的落差，往往导至生命力的强劲反弹。读鲁迅我们悟出：漂亮而坚硬的钻石般的文字乃是长期受力的结晶。
古代大文人，几乎全是生存落差的产物。“落差”是在文人返身打量落差的时候显现为落差的。而打量意味着：持久而深入地看，看人事，看自然，看鬼神。“落差”是看出来的。
深入地看，于是有了超越性，有了向上的生命形态。而深入的前提是能够深入，这里修身是关键：修道德之身，修审美之身，修悲悯之身。以白居易为例：他在京城做着高官，却能学杜甫细看普天下的受苦人，不惜得罪那么多的权贵，写出直接干政的《新乐府》、《秦中吟》。他投向那风雪中又冷又脏的卖炭翁的目光是多么深入。
当古代文人写出他们的生命体验的时候，这体验就通向了任何人，将生命的强度带给任何人。而杰出艺术的获得有个前提：活得投入。活得投入的人才“有”生存之落差。陆游对唐琬长达六十年的怀念堪称范例。深切的怀念源自深度生存。
古今人杰，没有一个是浅表性生存、活得嘻皮笑脸的。
顺便提一句：眼下具有病毒特征的、嚷着要“娱乐天下”的浅表性生存快餐式生存，正迅速消耗着自身。我们日后要做的，只是跟踪残余病毒的转移。这情形如同西方的“后现代主义”趋于式微，“新历史主义”登场。
康德说：“美是无利害的愉悦。”
看见一朵花一片云，人就会高兴。这高兴与生计无关，与功利无关。“清风明月不用买。”
传向千万年的艺术精品，均与功利无关。
唐诗之盛和唐朝的以诗取士是有关系的，宋词之盛与宋朝的文人主政也有关系。但不能说李杜苏辛写诗词是为了取悦君王。文学的自主性自律性至少从《诗经》就开始了，经由楚辞、司马迁、两汉乐府、魏晋风骨而自成浩浩江河，“流”出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惊涛拍岸三千年。虽有拍马文字扰乱视听，却不足以撼动江河。即使是李杜写给权贵的那些“干谒诗”，谁在欣赏或模仿呢?
文学艺术的自主，就是审美的自主。
杰出的艺术，既不向权力场、也不向市场时尚寻求本质性的依据。中国古代文人，当他失意的时候他就得意了：得人性之意，得审美之意，得天地造化之意。
“文章憎命达。”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曹氏家族不败，我们是读不到《红楼梦》的。
为什么生存的落差会产生经典的作品呢?简单说来，可能是落差导至无穷的思索与激烈的感慨，强者在逆境中变得更为强大，理性感性野性，强力推进瞬间喷发，有如原子的裂变。曹雪芹那不可思议的感受力、感知力是在十几年的创造性劳动中获得的。曹雪芹在书写中成为曹雪芹，重现了时光，重构了时光。红楼残稿吸引了多少续作者，而续作均以失败告终。这大约是上帝抛给人世的一个隐喻吧?
唯有精神的强悍者才有更多的精神记忆。曹雪芹是强悍者，惠及弱小者：《红楼梦》中的吃和用，也弥漫着挥之不去的精神记忆。而他究竟是如何重返、重现、重构时光的?至今无人能“解味”。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艺术形式的规律就是毫无规律，她像自然界一样拒绝向人类知性给出她的本质。
“在自然背向技术之处，恰好隐藏着自然的本质。”
也许，在艺术背向意志之处，恰好隐藏着艺术的本质。
而艺术和自然的本质就好比宇宙中的黑洞，只能靠环绕着黑洞的物质加以推测。黑洞本身不能观察。
对人类的顶级艺术，我们只能抱着虔诚。当我们向杜甫、雨果、海明威或曹雪芹致敬的时候，会发现：这敬意无边无际，怎么“致”都不为过。于是我们说：哦，这便是虔诚了。
中国古代文人，是历史给予我们的馈赠。三皇五帝早就没了，唐宋帝国也灰飞烟灭，而传统文化的甘露始终是甘露。今日谁能说：他比天仙李白、比地仙苏轼活得更精彩更丰富呢?
文豪们屹立天地间……
审美艺术强化着感受力，提升着感知力。二者汇成思之力，使生命冲动朝着更高更强。前后《赤壁赋》是很典型的：苏轼贬到黄州，一变而为苏东坡，问宇宙，问山水，问历史，问生死，问有限与无限……无穷的追问，问出千古名篇。这也是英国大诗人艾略特所讲的“思想知觉化”。
艺术是生命冲动的表达，这表达又强化生命冲动。冲动无休止，艺术无止境。
尼采说：艺术是生命的兴奋剂。
这话是说：艺术激发人感受生命的能力。不过兴奋剂也可能变成麻醉剂，所以海德格尔决定性地往前跨了一步，在惊动全球几十年的《艺术品的本源》中说：艺术是将真理设入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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