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经常处于幻觉状态，写诗极尽夸张，但夸张是我们的感觉，他本人则属寻常。他写道：“白发三千丈”、“燕山雪花大如席”、“黄河之水天上来”……他的许多好诗，和寻仙有关。“不敢高语声，恐惊天上人”，是他实实在在的感受，他写实，和浪漫无关。学者们责备他迷神仙，言重了。
李白单纯。他不复杂。他写那么多求职信，多达十余次强烈要求见同一个官吏，正好表明他的单纯。如果他复杂，他会变着心思去揣摩。事实上，官场那一套，他至死弄不清。他形容自己说：“时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可见他大言不惭，秉性不改。
如果李白复杂，那么他在长安做翰林，应该向高力士这样的政治人物学习，必要时，为高力士脱靴洗脚。
即使李白当上有实职的大官，他也多半不会像苏东坡，巴心巴肝为老百姓谋幸福。他还要醉酒、找神仙、别出心裁干他的所谓大事儿。有一点我们能想象：他不会做贪官与庸官。做贪官没理由，做庸官没劲。
唐吉诃德浑身披挂与风车战斗，李白向官场，风格相似。他若生在唐太宗时代可能要好一些。所谓开元盛世，其实危机四伏，各利益集团牢牢把持自己的地盘，异质性的东西很难插足。李白生不逢时，杜甫比他更惨。不过，幸亏他们一生碰壁，才碰出了伟大的艺术。韩愈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可惜针对李白，迄今为止，似乎没有一本高水平的传记。前辈学人治学严谨，却囿于时代氛围，不得不谨小慎微，妨碍了思想力量的自由凝聚。
眼下讲开放，时机该成熟了吧?谁能学毛姆去掉一切教条、唤起我们对李白的源始惊奇?
传记类作品，在国外，尤且在西方，从十九世纪到现在，一直是受读者青睐的图书品种，催生了不同档次的名家。比如我们熟悉的罗曼.罗兰、茨威格、欧文.斯通、莫里亚克。欧文写梵高、写弗洛伊德是广为人知的。茨威格写的《三大师》，则列入中学生读本，他对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了令人信服的、既深刻又生动的描绘，它揭示出：文学的深层意义，就是对生命本质的无穷探索。
在社会生活日益趋同、人的模式趋于单一化的今天，文学的意义是寻觅个体差异。
不仅针对李白。古代各类人物，都有待重新探索。传记类作品，有大量需要开垦、需要精耕细作的处女地。
前面提到李白没心没肺，与其说是损他，不如说是逼近他。他二十几岁出蜀，对家乡的亲人置若罔闻。若以孝道衡量他，他显然是不合格的。不必为他隐讳。为尊者讳，妨碍我们逼近尊者。孝与不孝，是个次要问题，李白的意义是自由，是不可抑制的生命力。皇权下的中国人最缺这个。而缺啥想啥，所以普通百姓都喜爱他，品读他，虚构他。他摆脱了世俗的羁绊，为后人留下不朽的诗篇。
毕加索对亲人冷漠，对情人冷酷，却为人类留下五万件艺术品……
根据魏万的记载，李白早年在四川，曾“手刃数人”。他为何杀人?杀的又是什么人?卷佚浩繁的史料，仅寥寥数语。李白杀人，至今是个谜。他少年学剑术，自视为侠客，可能打架斗殴，也可能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文学专家偏重后者，不知理由何在。联想他的性格，他出剑不会犹豫。他舞剑，如同他的狂草书法。宝剑沾过人血了，此后数十年，他从“拔剑四顾心茫然”，到“乃知兵者为凶器”，他是无可争议的人道主义者，谴责暴力。他不是那种以各种理由杀人、一生嗜血还要冒充仁慈的所谓侠客。影视剧若把他弄武林高手，将滑天下之大稽。
李白的山水诗，通常给人留浪漫的印象。把他标识为浪漫主义诗人未尝不可，但我自己，宁愿不用。中国人喜欢贴标签，贴完就万事大吉、八方叨唠。这种思维的固化倾向，绵延千年，妨碍对诗人的源头性的领悟。细想李白这个人，他对天地人神的感觉，远不是浪漫二字所能概括的。比如他看一座山，和现代旅游意义上的看山，根本是两回事儿。他“热爱祖国山河”，却是具有极强的个性特征，离开个性谈热爱，爱是空泛的、平均化的，热度仅如温吞水。神灵、鬼魅与山峰云霞飞禽走兽搅和在一块儿，对李白来说，这些都具有实在性，难分虚实。他针对感觉写实，而我们误以为他在浪漫，在想象，在形容，调动文学手段去对付山川。——理解李白，这是关键处。
眼下使用频率最高的现实一词，却需要认真考查，现实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产生位移，会延展或收缩它的地平线。对古人，神灵是现实的;对八十年代的中国人，理想是现实的，甚至比现实更为现实。1955年萨特携波伏瓦访问中国，讲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中国最直接的现实就是未来!
但愿中国人的现实感，不要越走越窄，驱逐神性，嘲弄理想。没有神性和理想照耀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生命的丰富、生活的广阔都无从谈起。一味追逐金钱，会追到麻将桌上去，所谓现实，将收缩为两张桌子：饭桌与牌桌。大人打牌小孩儿上网，小小的“瘾头”将生命吸空，这类场景之多、之常态化，无异于瘟疫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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