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艺术鉴赏文章的结尾，熊秉明已超出了艺术境界而对芬奇的人生境界表达了由衷赞美：敢于追求无穷的人如芬奇，必能感到大满足、大欢喜。
在蒙娜丽莎的静静眼光中获得的竟是一种动感飞腾的生命力的无穷释放。——这当然是熊秉明看蒙娜丽莎看。
遇到好文章大概就如同惊艳般哑然失语，只觉得好，只有复述和抄书的份儿，满心钦羡。又忙着了解其人，原来不仅是美术家，1944年熊秉明毕业于西南联大，1947年赴法国巴黎大学攻读哲学，后来转学雕塑，1962年起执教巴黎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是教授、系主任，1983年获法国教育部棕榈骑士勋章，与杨振宁、王道乾、吴冠中等有很深交往，父亲是著名数学家熊庆来。
熊秉明于2002年去世——“吾去时真大醉也”——他的书法也相当了得。这些能画亦能文者，他们仿佛独得了艺术之神专宠，在文章与画纸画布雕塑间惬意地挥洒来去，留下妙文好画，此种境界，令人神往。
神奇韦老太
韦君宜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被尊称为“韦老太”。
这称呼既透着自家人的亲狎，又分明带有某种江湖气。所谓江湖，就是一个人活动的范围，韦老太在其中兜得开、玩得转以至于关键时候手眼通天。在粉碎“四人帮”后所谓新时期文学这一章节中，许多名著的诞生都与韦老太有关。《将军吟》，《沉重的翅膀》……每一部小说的出版都有故事，都不寻常。乍暖还寒的文坛，“利用小说反党”的文字狱还使人心悸，而作家们突破禁锢的冲力必须有勇敢的出版家给以最后的推动。日后成名的作家们，对给予他们有力推动的韦老太，都深怀感恩之心，并且都在回忆文章中把韦老太写得很“神”。这个“神”，既是说她有胆有识，是作家的知音，也是说她有能力有路子，给予作者切实的帮助。在中国，文学动辄与政治挂钩，文学往往不只是文学圈里的事。韦老太，一位从“一二·九”运动中走出来、走到延安宝塔山下的清华才女、知识分子型老革命，自然她有一些革命故旧，比如胡乔木，姚依林，都曾被她请出来为文学服务——这也算是“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反例了。女作家张洁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出版前后激起的风波，不仅是政治的，还有绯闻的。当时一位中宣部的副部长下令，不许印刷、发行这部据说是“反对四个坚持，矛头指向《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小说;压力之下，韦老太奔走沟通，救火、救场兼救人，给予张洁事业和生活双重支持。这些事，张洁在文章中都写到过。女作家竹林，张蔓菱也都将韦君宜敬若神明。
关于韦老太，出版社也流传她许多故事——通常是糗事，比如她常常系错了衣服扣子，衣襟一上一下的来上班而浑然不觉;比如她在路上遇到同事，她直瞪着人家好像不认识似的不理不睬;比如她常常一个人嘟嘟囔囔、自说自话……这些糗事似乎更增添了她的神秘感，像大人物的“外传”、“花絮”之类。
我跟随社里老同志去拜见韦老太时，她已经重病躺在协和医院病床上了。失语，说不了话，没有一点“神奇”气象，只一双圆溜溜的小眼睛有像吃惊的鸟儿那样的眼光，灵活地转动着。这是已经挣扎着写完了《露沙的路》、《思痛录》的韦君宜，犹如收获后的田野，静等冬天降临——韦君宜已接近她生命的终点了。
我知道并记住“韦君宜”这个名字，是在大学里读到她的中篇小说《洗礼》，一读之下便很难忘。写政治的小说，写出了复杂的局面以及复杂的人生。现在回想起来，即使是在文字编制的小说虚构之后也一定程度地感觉着韦君宜的人生与性情。中国现当代历史的复杂诡谲，在韦君宜的生涯中都有反映。
在韦君宜的革命生涯中，她曾有过两次精神失常。先是与她一同参加革命的清华大学的恋人小孙为救护同志而牺牲在日本飞机轰炸之下，这个打击一度让她痛不欲生，甚至买了毒药。在她和着血泪写下的悼文中有这样的句子：
……在民族的献祭台前，有人走上来，说：“我献出金钱。”有人说：“我献出珠宝。”有人说：“我献出笔墨。”有人说：“我献出劳力。”我将上台大声宣布：“我献出了我的爱人。”
带着这样的祭献，韦君宜投身革命。但是革命对于她的磨练还刚刚开始。在延安，一场“抢救运动”使她受到了极深的精神戕害，她的丈夫被怀疑为国民党特务，她的一个女儿不幸夭折。热血青年将延安当成“家”，而此时在“家”里，他们却被当成“外人”。后来毛主席出面给受冤枉的人道歉，大家就原谅了，继续为民族独立、人民自由、国家富强而忘我工作。
解放后，韦君宜做过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委文委副书记，后来又到中国作协主编《文艺学习》，在《人民文学》做副主编，最后落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这一路，“官”越做越小，惶恐越来越大。建国后一场又一场的运动应接不暇，韦君宜从紧跟到难以理解、到险些被打成“右派”，内心的挣扎与精神上的压力可想而知。她变得谨小慎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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