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夜中的一首歌，我相信，让汉人认识了原住民，让原住民认识了他自己。
我也记得公元2000年9月在台北市森林公园一场晚上的音乐会。几天前，9月21日，两千多人死于地震。音乐会上只有素白的野姜花，散发着甜美的近乎哀伤的香气。夜色一沉，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入，在草坡上默默坐下。没有政治人物的致词，没有明星主持人的串场，从头到尾只有音乐和诗歌。两旁的屏幕上写着：“同胞，你的名字我们记得”。死难者的名字，一个一个出现。白底黑字，无言地出现。
好安静的夜晚。烛光里，人们的眼泪没有声音地一直流，为自己其实不认识的人。
音乐会过后，我收到很多市民的来信，其中一封，没有署名，只有几行朴素的字：
我从来不知道“同胞”是什么意思
一直到森林公园那个晚上。
我明白了。
强权做不到的
是文化的力量，将无意义的碎片组成有意义的拼图。
艺术，或文学，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一方面突出个人和群体之不同──任何艺术表达都是个人创造力的舒张和个人能量的释放，另一方面它却又把孤立的个人结合成群体。
你说，创造力舒张，个人能量解放，而社会却为什么不走向分崩离析?为什么反而走向“有意义的拼图”?也就是说，一个多元分歧的社会，依赖什么来凝聚?
除了文化的力量，还有什么呢?
在一个大厅里为“四郎探母”流泪的人群，在一个广场上为泰雅族长老的古曲顶着大雨不去的人群，在一个公园里听乐团演奏悲怆“江河水”纪念死难同胞的人群，或者是，在一个图书馆里聆听一场诗歌朗诵的人群，在政府大楼前面用行动剧来抗议示威的人群，在校园里为一个热门乐团尖叫晕眩的人群，其实是在进行一个重要的仪式：他们正在一个“社会共识体验营”里认识彼此，加深感情，建立共同的价值观。表面上是音乐的流动、影像的演出，语言的传递，更深层的，其实是“生命共同体”意识的萌芽，文化认同的逐渐成形，公民社会的塑造。
如果个人创造力和想像力被容许奔放，那么这个社会的总体创造力也会是生机蓬勃、创意充沛的。如果这个社会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是透过公民的深度参与和彼此碰撞激荡而逐渐形成的，那么这个社会的共识──也就是身份认同―――也会是凝聚而坚定，向心力强大的，不易解体。反过来说，如果个人创造力和想像力是受到约束的──书可能被封，歌可能被禁，作家可能被放逐，学者可能被监禁，异议者可能被打断脊椎，那么这个社会的总体创造力必定是败絮其中的。在其中，社会共识不会来自人民的想像力和自发意志，而来自从上而下的政治权力的恐吓和操纵，“生命共同体”的情感不易产生，共同承担未来的公民意识也难以发展。
使互不相干的陌生人成为“同胞”，使“同胞”彼此扶持，相互承担，政治强权是做不到的。文化，才是公民社会的基础。
文化就是唱歌跳舞?
如果文化是公民社会的基础，那么文化政策在政府的运作中又占了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你问一个总统候选人他的经济政策是什么，他一定倒背如流。如果追问他的外交政策、国防政策、交通政策、治安政策甚至卫生政策、医疗政策、儿童福利政策，他也可能从容应答，因为他的幕僚让他事前做过功课。可是如果请他谈他的文化政策呢?
他多半会支支吾吾答非所问，很可能不知所云。
文化在政治中被边缘化，让我想到在台北市府为文化争取预算的经验。每年5月间，市府内部要开始编列下一年度的预算，所有的局处首长坐立不安：经济不景气，市府税收减少，预算要裁减。那么，该裁减谁的呢?凹凸不平的人行道是否可以不修?老人年金是否可以少发?警察的防弹衣装备是否可以不买?消防车是否坏了不补?医院是否可以减少护士?劳工失业救济是否停发?防洪堤防是否破了不修?
财政局长、主计处长像判官一样尽量保持面无表情，怕伤了同仁感情;各局处首长则个个面色凝重，如临大敌，用尽力气去争取、保护自己那一块的预算。有一年，当社会福利预算被缩减时，社会局长当场痛哭失声。
我所面对的，是一个很多人心里想着但隐忍不发的想法：
“龙局长，经济不景气，唱歌跳舞少一点，应该没关系吧?”
在绝大多数的城市里，经济紧缩时，第一个被刀砍的预算就是文化―――因为，在一般人的认知里，文化不过是余兴消遣，不过是有钱有闲之余的奢侈品。候选人不把它放在眼里，媒体不去追究，选民也轻松以对。
坐在紧张凝重的府内预算会议里，我看着手上的预算草书：
台北市的文化局预算是工务局的十六分之一，教育局的四十八分之一，市府总预算的百分之零点八。
你要怎么说，才能说服人们，文化不是可有可无的余兴和奢侈品。要怎么说，才能说服人们，嘿，文化是民生必须，是国家大计。要怎么说，才能说服你的同僚：我们的生活内容，尤其是我们的生活品质，其实完全被文化政策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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