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公英的欢乐和悲伤
◎文/钱钢(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
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很少有人知道台湾人所说的 「五年级」、「六年级」是什么意思。我也好晚才明白，出生于公元一九五三年，即民国四十二年的我，和龙应台同为「四年级生」。
许多年，同代人互不相干。民国五十二年，龙应台是屏东乡下的小学生，在渔村可以望见大海。海那边，有个小岛叫南麂。一九六三年，岛上有一名暑期前来看望解放军父亲的小学生钱钢。一天，尖厉的警报声响起，台湾空军RF-101战机(我们喊它「妖洞妖」)突然临空，枪炮大作，我在山路上仓皇奔跑，哨兵大喊：「卧倒!」「卧倒!」
海，制造过一代人的心惊，区隔出迥异的人生。终于有一天，带着无数的歧义和谜团他们相遇，好奇心和探究欲在瞬间迸发。一九九三年，在德国法兰克福近郊「空堡」(Krongburg)镇我第一次见到龙应台，她对小儿子说：「飞飞，这是北京来的钱叔叔。」我好奇她的发音，「叔叔」作「上声」即第三声。
哦，台湾，我想。
龙应台的名字和《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即大陆版《野火集》)在我们这岸「登陆」，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然而细梳那些年的经历，我想起当时对我们震动更大的台湾文字，却是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那是一个盛行「宏大叙事」的年代，我们怀着从「器物」到「制度」、到「文化」全面改造中国的弘愿，急迫地渴望制度巨变和文化颠覆。龙应台的文字让许多大陆人怦然心动，但也就在同时，电视片《河殇》对「黄色文明」的清算和对「蓝色文明」的期盼正倾倒万千青年。八十年代台湾的「野火」，在激荡的八十年代大陆，算不上炽烈。
跨过深深的断层，走到九十年代。六四后的低谷期，一切推倒重来。我筹办《三联生活周刊》，参与了传媒商业化(也是「海外资本进入中国传媒」)的最早尝试，也因此有机会去德国考察。说来丢人，最初联络龙应台，竟是为了麻烦她帮忙订回程机票(见识不广的我们，偶到国外，就是这样局促)。龙应台对我的帮助，就从我数马克、取机票开始。
回想她对中国传媒十多年热忱参与和无私援助的那个起始点，竟全是琐碎的细节。记不得在最初的交流中她对我谈过「警总」、「党外」，也记不得她说起过「新闻自由」、「第四权」。到达她居住的小镇，先是随她到镇图书馆给儿子借书(一个小学生能看好重好重一口袋书呀，我惊讶)，然后是看她给四个孩子做晚饭(有两个邻居孩子要例行共进)。餐后，招呼三个孩子就寝(邻家女孩带来牙刷睡衣例行共眠)。一切就绪后，本是她彻夜写作的时间。她斟了两杯红酒，抱来一大堆《明镜》和《明星》，应我的要求，给我讲解德国传媒。
从杂志编辑部构成、栏目设置、封面故事、公众来信到定价和广告，龙应台不厌其详。我们谈到凌晨。早上，几乎没睡多久的她开车送孩子上幼儿园、上学，而后要赶去外地开会。我请求和她同行，在半日车程的列车上继续交流。
有时，最鲜活的记忆，是印象而非实事，是气息而非逻辑。对我来说，那次「访龙」，对我这十多年摸爬滚打投身中国新闻变革有莫大的意义。「空堡」之行，更多的，是收获了一种状态：沉静，耐心，不懈。我得到种子。我看到西方民主曾有过的漫长而崎岖的历程(龙应台常建议到法兰克福的大陆朋友，去圣保罗教堂看看，那里是普鲁士议会政治策源地的遗址);从「空堡」小镇看到民间小区的一角、看到教育和文化;当然我还看到这「活龙活现」的个人。我十分敏感两岸同代人的差异，所以对龙应台的视野、她待人接物的举止、她在「妈妈/作家」双重角色中表现的活力印象深刻。
就这样龙应台出现了。她站在我们身旁，用温暖的目光为中国传媒加油，加入我们的群落，和我们一同生长。这是日复一日的涓滴汇聚，一厘一毫的缓慢推进，纵使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一九九八年，我主《南方周末》笔政，不到一年，就有十余篇「龙文」在我们的报纸刊出。她谈电影，谈文学，谈环境，谈国际事务，一个核心是，谈文明。她的文章，成为那一时期《南方周末》「一纸风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她甚至还曾来到广州，亲眼目睹我在报社夜班看大样，看我抓挠头皮，和宣传官苦苦周旋。
当我不再是《南方周末》常务副主编，她也不再是台北市文化局长的时候，感谢上苍!我们竟然又成为香港大学的同事。「中国传媒研究计划」(China media Project)的一位位访问学人--来自中国传媒的优秀记者、编辑们，成为她的新朋友。他们在龙应台的家中看大海的豪雨白浪，沿九重葛怒放的小径一同行山。朋友们尊敬她，却无须仰视。她善解人意，明了他人的处境，体谅历史的封闭给朋友造成的缺损--知识的，性格的。她更愿意倾听，对大陆的历史和现实充满探寻的兴味。她总是说：「你告诉我……」「请你解释……」「我还不明白……」。也就在这一遍遍的问询和信马由缰的交谈声里，她思绪飘飞。卸任政务官后的龙应台，在大陆、台湾、香港和整个华人圈，引发了一次次更遒劲的思想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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