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分钟过去了，我才发觉，警察唯一做的，是写好笔录，发给我一张报案失窃证明，以便我能到出入境管理处申请临时台胞证。其它的，都别想了。
上午十一点，到了出入境管理处。空空的大楼，这是星期六。一个穿警察制服的人坐在一个电话机旁。窗子开着，冷风呼呼吹进来，他看起来冻得发抖。
显然只是个接电话的人，值班的官员不在。他拨通了值班官员的电话，然后将话筒交给我，我开始解释自己的困境：证件全没了，明天必须回到香港，请问怎么处理?
「今天是星期六，没人上班。办你这个，要好几个部门的人，礼拜一再来。」
「对不起，可是我明天得回到香港──」
电话里的人很恼火，打断我，「你告诉我为什么明天要回去?」
我愣住了。他相当愤怒地说，「你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明天回去?你把理由给我说出来。」
我想说，您没有权利要求我告诉您我为什么一定得回去，这属于一个公民的个人隐私;我想说，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政府是有义务为它的公民和访客解决急难的;我想说，在一个法治的政府里，所谓值班，就是您无论如何不能离开这个位子;我想说，您能不能不用这种恶劣的口气和我说话……
我都没说，只是问他，「您不是值班吗?」
「我没要你跟我说话，」他说，「告诉你，我这是在为你服务，你搞清楚。你说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明天回去?」
我决定投降;「星期一上午大学有事。」
电话突然挂掉了。
那冻得手背发白的人问，「他说什么?马上来吗?」
我摇头，「不知道啊。他挂了电话。」
「喔──」他想了想，「那我帮你再打。」
又接通了，他听了一会儿，放下听筒，说，「他去找人。要你等着。」
「嗄?是等十分钟?还是一小时?还是三小时?还是……?」
他似乎也很为难，然后再度勇敢地拿起话筒，「她问要等多久或者能不能讲定一个时间?」
放下话筒，他说，「他也不知道，因为他要去找齐其它部门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找得到人。」
看着他在冷风里瑟缩的样子，我说，「您实在应该穿着大衣坐在这里，这儿太冷了。」他摇摇头，说没关系。
然后又拿起话筒，「小姐问能不能约个时间?」
听了一会儿，他高兴地说，「他会派一个人下来这里收件，然后你下午四点再来取临时台胞证。」
「您不能收件?」
「不能。」
「下来收件，」我说，「那表示上面有人在值班?」
「不知道。就等吧。」
「要等多久呢?」
「不知道。」
二十分钟以后，下来了一个小姑娘，来「收件」。
下午四点，准时回到大楼，还得等。极宽阔空荡的大厅，没有一张椅子。送来稿费救急的朋友问警卫，楼上有位子，可以上去坐吧?警卫懒得理，摇手表示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我走过去把警卫的椅子搬过来，有点生气地对他说，「那麻烦您去搬几张椅子过来让我们坐着等。」
他奇怪地看看我，我泄气地坐下。我干嘛为难他?他不会知道，政府部门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大厅里理所当然应该有椅子给市民坐。没有椅子，他应该觉得抱歉。他的工资，都是市民缴的税所发的。可是，如果他的长官们，还有长官的长官们，还有长官的长官的长官们，都没有这种意识，你要求他什么呢?
四点二十分，有人出现了，拿着一本新的台胞证。「要收费，七十元。」
朋友从口袋里掏出钱，她说，「不行啊，我不能收钱。得负责收钱的人来开收据收钱。」
「那──收钱的人在哪里啊?」
「要找找啊……」
我真想一把抢下她手里的证件就跑。
5
有了台胞证，可以离开大陆，但是不代表可以进入香港。
上了从广州开往九龙的直通车。到了关卡，直接找香港海关的官员，解释了状况。他将我带进一个办公室，指着一张椅子，说，「请坐。」
这是星期天晚上八点半。另外几个显然也是入境手续有问题的人，正坐在一张长凳上等候，其中一个是非洲喀麦隆人，穿着拖鞋，露出所有的趾头。
六个制服齐整的边境官员正在忙碌。他们工作的神情专注，和同僚说话时，又显得轻松愉快。一个女性官员甚至从一张桌子走到另一张桌子时，用的是小女生跳格子的轻俏脚步。
不耐久坐，我不时站起来走动。麻烦的是，埋头公文的公务员一抬头，只要看见我站着，就会指着椅子，说，「你请坐啊。」
填表格，按指模，签名。在九点半，我以一个准许我逗留七天的临时入境许可进入香港。
第二天，第一站到了台北驻香港的代表处，它的名字带着历史的荒谬性：中华旅行社。在台北申请护照，只要二十四小时，在香港，因为邮件的来往，最长需要二十天。台北办事处的官员热情而迅速，但是，我恐怕享受了人们因为熟悉我而给予我的特别的信任;我不需要证明我是真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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