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语。连耳语都很少。只知道隔壁人家的大儿子被吉普车带走了就没再回来。但是，连他的父母都不吭声。做父亲的照样上船捕鱼，做母亲的赤脚坐在地上修补渔网。那是好大一张网，铺开来可以盖住一整条船。小孩闹着玩钻进去，一被缠住，怎么扯都脱不了身。
1972年，我读大学二年级。突然几个同学不见了。“小胖的男朋友昨晚给抓走了”，是我听到的惟一完整的句子。以后的几十年，事情没在光天化日之下浮起来过。
我们过着正常的、幸福的、向往未来的日子：读书，考试，毕业。恋爱，留学，结婚。还有，我们继续爱国，支持我们的领袖。小小的蛛丝马迹，确实被我们看见，譬如说，报纸新闻版上时不时就出现一则豆腐干大小的方块：“勾结奸匪媚敌求荣的×××、×××、×××等三人昨晨伏法。”像阳光下的蜘蛛网，我们把它撩过，抹净了脸，继续热切地走向光明。
3
那被扔进黑暗里的人们，则继续腐烂。究竟是些什么人，被国家扔进了黑暗?
是王志鹏这样不识字的马祖渔民。在1965年7月的一个早上，因为天气特别清朗，王志鹏说，“今天气候很好，风向、潮流也不错，开到大陆很近。”船主听见了，马上去报告，王志鹏变成“叛乱犯”。
判决书说：“……按共产匪徒窃国以来，祸国殃民，世人有目共睹，大陆爱国同胞，无不以生命为赌注，冲出铁幕以求自由，王、林二员竟愚昧无知，投匪妄举实可悯而不可恕。惟查王、林二员知虑浅薄，本于我反攻政策，用示矜恤，依法减轻从宽处有期徒刑五年，以为试法者戒。”
是中学英语老师柯旗化。一整代人读他所编写的《新英文法》而考上高中、大学、留学，但是没有人知道，他因为思想“左倾”而被监禁17年。罪证之一，据说，是他所拥有的《汤姆历险记》，作者是马克﹒吐温，和“马克思”有关系。都姓“马”。
是进步青年林书扬和陈明忠，参与了反贪官污吏的民众运动，一次一次被逮捕，林书扬被关了35年，陈明忠“只有”21年。是中央日报总编辑李荆荪，是关切劳苦大众的作家陈映真，是台大医生郭□琮，是作家和编辑柏杨，因为一幅涉嫌影射的漫画。
是知识青年大学生，我的同代人，因为他们私下组成读书会，研读《资本论》，很多人被判了20年～25年的徒刑。不等服刑期满，已经有人在牢里成为精神病患者。
当然还有真正的“匪谍”，譬如朱谌之，坚持自己的政治信仰到最后一刻。
4
很多年、很多年之后，我们才知道，在50年代的“白色恐怖”时期，军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有29407件，受难人大概有14万人。司法院的数据更高，政治案件达六七万件，如果以每一个案件平均牵连三个人计算，那么受军事审判的政治受难人应当在20万人以上。如果把这些人的家属和亲人算进去，受到政治迫害的大概就有100万人。
很多年、很多年之后，我们才知道，报纸上那豆腐干大小的新闻背面，藏着什么样的现实：以1950年代的前五年为例，国民党政权在台湾至少杀害了四千多人，监禁了8000个以上的“匪谍”，而所谓“匪谍”，真正的共产党只是极少数。大多数，是对现状不满、心怀理想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是有正义感的工人和农民，是糊里糊涂不知所以被构陷的小市民。贫穷的50年代，一个人的平均月薪是200元，检举“匪谍”的奖赏却可能高达20万元。
制度，鼓励构陷。制度，创造冤假错案。
1984年12月，台湾最后两个政治犯走出了监狱﹔坐满了34年零7个月的思想监狱，他们走进陌生的阳光。
5
有这么多“无辜”的人受难，是因为，主事者必须“滥杀无辜”才能达到他要的震吓效果：只有在无辜的人也会遭难时，人们才会真正的心生恐惧，才会屈服。
同时，主事者相信自己动机的高尚，信仰自己目标的正确。“台湾是反共抗俄的基地。凡是食息于台湾的人，不论男女老幼，都应该一面有死守台湾的决心，另一面有打回大陆的决心……假如丧心病狂，竟与奸匪相勾结，……那就真正死有余辜。”(1950年7月17日《中央日报》社论)
为了一个自认“崇高”的目标，整肃意见相左的人，不惜滥杀无辜，以制造震吓效果，是民间做的，叫做恐怖主义。政府为之，叫做国家恐怖主义。
6
成千上万的人，本来应该是我们尊敬的老师、倚赖的同事、宠爱的子女、依恋的情人，却在我们看不见、听不见的角落里叹息、哭喊、疯狂，流血，倒地时满口尘埃。而同时，我们在校园的阳光里追求个人的幸福，经济在起飞，社会在繁荣，国家建设在大步开走。
你几乎以为，那些未经审判就被枪毙的人，那些被扔在黑暗中逐渐腐烂的人，是社会进步必付的代价：以他们腐烂的尸体来肥沃我们的经济发展。
可是有一个问题还是避不开的：我们长期默许黑暗的存在，是因为我们天真。在我们的天真里，那掌权者所教给我们的价值，仍旧是公平、正义、和平、真理那一套。他必须这么教，否则他无法令我们相信他目标的崇高和正确。然而，我们是认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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