遮掩伤口所引起的最后的全身败坏，我们是目睹过的。二二八的流血事件被国民党遮盖了四十年。四十年中，家破人亡的痛苦无处申诉，流亡海外的委屈无法纾解，仇恨因为掩藏而更加深化;四十年后，国民党固然因而失去了政权，人民也被一种积累的苦大仇深所撕裂、所折磨。
「六四」敞开的伤口已经被掩盖了十五年;是抢时间尽快把盖子打开，让它在温柔中愈合?还是继续掩盖，让它在缄默中溃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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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二○○四年六月四日，晚上八点，我会去维多利亚花园点亮一盏蜡烛，追思「六四」的亡魂，带着我十五岁的孩子。在我胎中时，他曾经陪我走过三个广场，看人们用肺腑的力量在呼喊，不同的语言──德语、俄语、汉语，却发出一样的声音：「民主自由!」而如果孩子说，「母亲，我有自由啊，『六四』和我没什么关系」，我想我会这样告诉他：
孩子，你是否想过，你今天有自由和幸福，是因为在你之前，有人抗议过、奋斗过、争取过、牺牲过。如果你觉得别人的不幸与你无关，那么有一天不幸发生在你身上时，也没有人会在意。我相信，唯一安全的社会，是一个人人都愿意承担的社会，否则，我们都会在危险中、恐惧中苟活。
对于那些死难的人，我们已经惭愧地苟活;对于那些在各个角落里用各自的方法在抵抗权力粗暴、创造心灵自由的人，孩子，我更觉得彻底地谦卑。
为了你，孩子，不会有一天上了街就被逮捕或失踪，我不得不尽一切的努力，防止国家变成杀人机器，不管我们在哪一个国家。
在这个意义上，告诉我，谁，不是「天安门母亲」?
民主大道四公里——为香港人喝采
⊙ 龙应台
从湾仔到中环
二零零四年七月一日在香港气候史上据说是一百二十年来最热的一个七月一日。三十五度的高温，加上挥发不去的热带湿气，使得这一天的香港像一个没有排气孔的红火腾腾大蒸笼。人在街上走着，棉衫湿搭搭黏在身上，汗水咸咸流进眼睛，毛发在蒸发冒气，额头发昏，两颊发烫。
人们是有备而来的：白色上衣，短裤，球鞋，颈间一条毛巾擦汗，背上一个背包装水。做父亲的把孩子扛在肩上，做母亲的推着婴儿车。最多的，是三十岁上下的男子，脸庞还有年轻人线条分明的棱角，眼里却透着一种笃定和安静。香港人的平均年龄是三十七岁，一眼望去，彷佛最典型、最能代表这个岛城的香港人在同一个时刻全走出了家门，走到了街上，让你看见。
人潮像一条坦坦荡荡的大河，像一湾沉沉郁郁的火山岩浆，缓缓流动。
走了三公里，到了金钟，道旁景观一变。红红绿绿的招牌──「西贡汤河」、「宗亲总会」、「气功推拿」、「美心西饼」……突然变成现代摩天高楼──太古广场、力宝大楼、中国银行、汇丰银行、长江集团中心、万国宝通银行，而这七一行走的终点，是政府总部。四公里路，从充满底层市民生活色彩的湾仔，经过象征资本主义和强势全球化运作的中环，到突起在山冈上往下俯视的、代表统治权力的政府，我发现，啊，这条游行路线本身难道不就是一个明明白白的宣言吗?
香港人的「冷」
我在罗马看过几万人反战的游行，在莫斯科看过数十万人要求民主的游行，在东柏林看过上百万人要求民主统一的游行，在北京看过一九八九年的学生游行，在台北看过大选前大选后的造势和抗争集会，没有一个城市的集会游行像香港这样静，冷。
罗马的游行有嘉年华会的热闹;人们跟着热情的音乐节奏边跳舞边行走。莫斯科和东柏林的游行像台风来袭前刻的沉重抑郁，一触即发前的紧张凝聚。北京的八九游行有一种狂喜的等待、激情的盼望，和传染似的同盟情感。台北的集会，在选前是热情澎湃，在选后是慷慨激昂。高音喇叭、尖声汽笛和锅碗瓢盆不足以表达心情的激越，加以击鼓，加以敲乐，加以奋不顾身的吶喊狂号。
香港人，静静地坐地铁而来。地铁车厢中，从衣服、从背包上「董建华下台」的贴纸，看得出一车都是志同道合的人，但是没有人搭讪说话。到了维多利亚公园，静静地等候出发。队伍经过教堂，有人发送矿泉水，送的人不说什么话，接的人也不言谢。人们肩并肩走在街上，除了时不时几声「还政于民」的呼喊，却并不拉帮结派、交头接耳，不唱歌，不起哄，不喧哗;原来就互不相识，现在也不特别热络。各走各的，好像专心在办好一件事情。走到终点政府大楼前，也没有特别的激动。事情完成，转身去找冰果店，然后坐地铁回家。地铁车厢中，满满是「四公里同志」，但是没有人搭讪说话。静静地，回家。明天又是一天。
即使是「六四」十五周年的烛光集会，有人垂泪，有人默哀，但是没有激越。香港人「冷」得出奇。但是，你能说他「冷」吗?「冷」的人会在华东水灾时做那样热烈的人道捐款吗?「冷」的人会在六四时那样认真执着地组织救援吗?「冷」的人会在台湾大地震时那样慷慨地解囊付出吗?
「冷」的人会在三四十度的高温下一语不发地埋头走完四公里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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