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8月25日，《1950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特展在‘二﹒二八’纪念馆揭幕。这次展览打破禁忌，客观陈述了上世纪50年代初国民党政权在台北马场町刑场大肆枪杀共产党员与左翼人士的历史。由于选题特殊且披露了新史料，这个展览被媒体广泛报道，展览场每天都挤满了观众，说这是该纪念馆开馆以来影响最大的一次展览，应该不为过。”––徐宗懋，《亚洲周刊》2005/11-06
10
我记得那个中午，是午休时间，徐宗懋把照片在我桌上摊开，阳光刚好穿过百叶窗照进来，一条一条印在照片上，白花花一片。有好几张照片，是执刑者对着被枪毙者的正面近距离拍的，当作死刑完成的证据。死者的眼睛呆滞而突出，对着镜头。
我看看玻璃窗外，对面摩天大楼建到一半，吊车在空中滑动，工人，蚂蚁一般细小，在升降机里挥手。远处传来消防车的呼啸声，由远而近，由近而远。这些50年前因为政治信仰而被枪毙的人可知道，世界最高的楼，即将出现在这个繁华的城市里?他们的牺牲，值不值，用什么标准来量?谁又有资格来说?
徐宗懋完全清楚我的处境：这黑白照片里的，都是被国民党政权所虐杀的人。现在，2000年，是民进党执政的时代。办这个展览，很可能为我招来两批人马的攻讦。那卫护国民党的，会认为这是用过去丑恶的历史来打击已经失去政权的国民党。那支持民进党的，会认为我在为中国共产党辩护，更可能认为，我故意强调“外省人”在白色恐怖中被杀之众多，来淡化“二﹒二八”事件中国民党杀害“本省人”的相对罪责。
政治风暴，是逃不掉的。
我看看徐宗懋，说，“办吧。”但是请他在展览时，凡是枪毙者的正面照，都必须用一面黑纱罩着。照片旁边写上一句话：“为了尊重死者和死者可能幸存的家属，我们加上黑纱。如果您愿意看，请自己揭开。”
展览开幕后，民众反应热烈，但是攻讦果然如排山倒海而来。我被称为“刽子手”、“加害者”、“文化希特勒”、“共产党的同路人”……
11
我其实只是不相信，人权应该以政治立场来区隔。国民党、共产党、民进党、他妈的党，如果人的尊严不是你的核心价值，如果你容许人权由权力来界定，那么你不过是我唾弃的对象而已。不必吓我。
从10岁那年看见数学老师在黄沙操场上的“大”字尸体，我大概已经开始慢慢走向今天。
12
台湾的民主，在“两颗子弹”之后，被很多人拿来讪笑，作为负面教材。是的，民主了之后，仍旧有权力的滥用、官商的勾结、多数的暴力、庸俗之凌驾于品位、混乱无能之取代效率。电视上呈现的叫嚣和充血，被当作台湾民主的注册商标，外地人开心地嘲笑，台湾人羞耻地低头。
我总觉得，奇怪，为什么你偏偏看不见那静水流深的地方?
13
1987年8月30日，“台湾政治受难者联谊总会”成立。
1988年9月27日，“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
成立。
1992年，刑法100条废止。刑法100条，所谓的“言论内乱罪”，结合“动员戡乱时期”的“惩治叛乱条例”，是导致4000人被枪毙、上万人长期监禁的法源条例。
1997年9月26日，“50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进会”成立。主要诉求：1、推动平反活动。2、催促政府公布相关资料。3、成立六张犁和马场町的“白色恐怖纪念公园”。
1998年6月17日，公布制定《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9月5日设立“财团法人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开始对受难者家属发放补偿金。
1999年，控制言论、提供文字狱法源基础的《出版法》废除。
2000年8月，台北市政府历经两任市长，设立了马场町纪念公园，悼念在此被枪杀的所有政治犯。
2000年12月，台北县政府立碑纪念“鹿窟事件”。1952年12月29日，军警包围台北县鹿窟山区，大肆围捕地下共产党人，前后四个月逮捕200多人，是50年代台湾最重大的政治案件。
2001年，修订《陆海空军刑法》，使军人也受合乎宪法的人权保障。原有四十四项“惟一死刑”修订后只剩下两项。
2001年，修订《冤狱赔偿法》，扩大赔偿范围，包括流氓。
2002年，废止《惩治盗匪条例》。
2002年6月2日，长年监禁政治重犯的绿岛设立了人权碑，碑文作者是曾在此监禁12年之久的作家柏杨：“在那个时代，有多少母亲，为她们被囚禁在这个岛上的孩子，长夜哭泣。”
2003年1月11日，六张犁“乱葬岗”正式成为“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纪念公园”，对民众开放。
14
《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是个令人伤心的疗伤剂。“补偿条例”?为何不是“赔偿条例”?“补偿”，代表你对我宽大，“赔偿”才代表你向我认错。受难者家属要求政府更改文字，但是政府尴尬了：用“赔偿”，那么是不是代表从前的法律全都错了呢?是不是所有的法官、警察、狱吏、公务员，当年的军人，都得追究责任、判刑呢?
52书库推荐浏览： 龙应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