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觉得在香港这样的空间还是不错的﹖
我是深深的觉得，除非北京有民主，否则香港是不可能有自己的民主的。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有限条件下，在这样的政治框架下，香港还是有很多空间，开拓它的民间社会。政治的框框是死的，但在这框框之内，有太多可以做的事情了。比如说，如何变成一个读书人的社会，如何开拓环保的公民力量的出现，如何开拓文化政策的研究，总之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因此，我不是那种认为政治框架是死的，于是什么事也不去努力的人。
你的时代责任感很强，怎么理解知识分子的知识和道德共同体﹖
以前的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士」，知识和道德是结合的，是一个整体概念。到后来似乎有点分开，知识越来越分门别类，走向「匠」，专注知识，而将道德从知识中抽离开来。我觉得这样的发展并没有错。你是一个物理学家，你就应该在物理学知识层面做一流的学者，知识上要出类拔萃，当然是第一条件。不过，知识上出类拔萃的只是学者或专家，与我们心目中的知识分子还是有一点差别。我心里会觉得知识上卓越，再加上道德层面的人格修养，当有人具有这样的两个条件的时候，包括人格的独立，包括有眼光和胆识的质量。这样的结合，才是理想中的知识分子，因此说，仅仅有知识还不是我们心目中所说的那种「知识分子」。
许多人说，你做人太认真，你是否想过要在香港扮演一个怎么样的角色﹖
我没有思考过。其实我根本不想在香港扮演什么角色。我只不过是跟着自己的性格走。当我看到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又触动我，触动我到某种程度时，我想用文字将我的触动表达出来，我想，我也就只是这样而已。如果我表达的这些文字，正好切中这个社会的某一根弦，它就发挥一种作用。我只是希望能用最准确的最好看的汉字，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仅如此而已。如果说刚好在这个社会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的话，那只是这些文章的力量。
读你那些文章，总感受到一种侠气，读你写家人的文章，又觉得特别的柔性，你是否感觉你身上的这一矛盾﹖
你说的那种「侠」，那是我性格的弱点。我其实充满矛盾。每次假定说有演讲或者记者会，这之前一小时，我往往会陷入一种忧郁和痛苦之中，因为我内心很深很深的地方，是非常「老庄」的，很私人的，很不愿意在台上、在镁光灯前出现。但我也常常分析自己性格的矛盾，我性格中又常常有一种不自觉的儒家的哲学、看到一些事情就想写想说的那种「侠」的部分，由于这种「侠」的部分存在，我就会去承诺许多事情，可是等到灯光打好了，要你出现的前一刻，那种老庄的性格又占了上风，于是我内心就非常难受，非常痛苦。
在网络上有些人批评你，质问你为什么不批评中国大陆的政府，你怎么解释﹖
对此，我有两个想法。第一，在我这么多年来接触到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中，我特别尊敬他们的勇敢和坚持，可另一方面，我也注意到大陆知识分子的一种文化现象，即很多「勇敢的」知识分子同时缺乏宽容，与我不一样的就是我的敌人，很少人会尊重别人有不同的方式去抵抗、去抗议，他的方式也可能是采取电光石火式的，也可能是迂回式的，甚至沉默也是一种抵抗，抵抗的方式有太多种，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养成背景和人格特质，因此做出不同的抉择。我认为知识分子在追求自由民主时，第一个基本测验不是你懂多少理论，而是，在你的亲身实践上，在你对待别人的态度上，是不是「宽容」。
宽容与自由同样重要
作为一个充满道德感的知识分子，如果不允许别人用不同于自己的方式去表达，这是有问题的态度。这种缺乏宽容，在我这「局外人」眼中，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身上看得特别明显。知识分子要争取的就是自由的宽容的、允许不同观点的社会，而结果你在出发点上就把自己打败了。应该说，只要基本理念一样，那都是自己的朋友。如果你要求基本理念跟你一样，而且要求连出招的方式都必须跟你一样才是朋友，否则就是敌人，这是令人遗憾的。我虽然不至于和胡适之一样说，宽容比自由重要，但我绝对觉得，宽容和自由一样重要。
那么第二个想法呢﹖
其实，我真正激烈批评北京的文章，大陆往往是看不到的，因为从前没有网络这个空间。到今天，还有文章连网络也上不去。再说，好些文章，比如关于天安门事件，根本连中文版都没有，我是用德文和英文发表的，因此中文读者看不到。在大陆的追求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应该扩大「统一战线」。你只要都是向往自由的知识分子，何妨用最大的胸怀，去鼓励那些跟你有一样理想目标的人，允许别人用跟你完全相反的方式，迈向同一个目标。知识分子的博大胸怀，依我看，应该是知识分子的第一要件。
最近有没有在大陆出新书﹖
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在中国大陆出书了。但是八月会先出版《孩子你慢慢来》的十周年纪念版和《野火集》二十周年纪念版，同时在八月六日的上海书展中演讲，题目是《读经，读什么经﹖》。因为大陆近来在辩论该不该读经，读儒家经典。我讲的角度是对于现代的中国人与传统之间可以发生一种什么样的关联，探讨传统究竟是障碍还是一种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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