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表现得那么「冷」，其实心里有着巨大的热情。那份表面上的「冷」毋宁是一种羞怯或者内敛。令我思索的是：香港人作为集体之不善于表露感情和殖民的历史有没有关系呢?
公民社会，于焉而生
我认为是有的。
一个集体若是善于表达感情，通常是由于这个集体已经「练习」了很长的时间;集体内部所属的「分众」──经济阶层不同、利益和主张不同、文化养成和价值观不同、历史认同和信仰不同的种种小团体，经过长期的沟通或争吵、对峙或合作，已经彼此了解、相互影响，从而逐渐发展出一套彼此都熟悉的对话、相争和互动的模式，这时「分众」同时成为有共性的「大众」，也就是一个懂得如何表达感情的集体。譬如台湾人脸红脖子粗的激昂争吵，看起来只是不加思索的感情冲动，其实团体和团体之间非常清楚要用什么样的语言动作、什么样的明示或暗示，能打动什么样的群体。因为有长期而密切的互动，台湾人逐渐变成一个很善于表意的集体。
香港却一直是一个分众社会，由无数个小圈圈组成，圈圈之间相当疏离。以英语思考的菁英和大陆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之间，有两套截然不同的话语。知识菁英和街市里买菜卖菜的湾仔小市民之间，好像互不相干。湾仔的小市民和深水陂的大陆新移民之间，俨然又是两个世界。商人主宰着社会政策，却又和所谓社会有深深的鸿沟。
水静，才能流深，香港却一直处在浮动的历史中。中国一有战乱，人就涌进来;战乱一过，人就流回去，或者，稍做不得以的停留，然后奔往更向往的西方。太多人将这里当作跳板或客栈，无数的移民流出去，又有无数的难民流进来;移动中的「分众」一直没有足够长久的历史时间沈淀，「练习」互动，从而变成有共识的「大众」，有默契的集体。殖民者为了统治的便利，更不会乐意去培养一个有共识、有默契的民间社会。
香港人作为集体所流露出来的羞怯和内敛，其实反映了他的历史路程。带这这样的理解来看，此刻正在发生的游行，就有它石破天惊的深层意义了。北京或许不会「还政于民」，零七零八年或许不会有普选;特区政府或许仍旧短视而无能，商人或许仍旧强势治港，但是香港的民间社会会发生不可回头的质变：它一向彼此疏离的「分众」小团体透过持续的抗争或协商，会逐渐地认识彼此，摸索出一套对话、相争、互动的模式，公民社会于焉而生。
「我是香港人」
我们其实已经看见一个雏形：在游行队伍中，除了政治团体之外，有很多大大小小非政治团体的参与──性工作者团体、工人团体、妇运团体、外籍劳工团体、反财团垄断团体、宗教团体、文化保护团体、环境生态团体。。。向北京要求权利的政治诉求固然是主要的共同的大旗，但是在组织过程中必定会产生两个「副作用」：一个是香港人的权利自主意识会逐年加强，另一个是，各个「分众」小团体从不断的摩擦和接触中学习到协商和对话的民主操作技术，从密集的来往中又加深了对彼此的认识和信任。这两个「副作用」其实正是民主运动的核心目标，意义极其重大。
从这个角度思索，那么七一之前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好的：「爱国论」和「养狗论」使人们看清了自己今日的历史处境;封咪事件使人们清楚知道自己害怕失去的是什么;普选权被剥夺使人们明白自己应该坚持的又是什么;「核心价值」的提出以及所引发的辩论是任何一个公民社会躲不掉的灵魂探索;刘千石和司徒华的路线分歧凸显了策略的多元以及辩论的必要;「六四」集会的八万人彰显了香港人的道德立场……
而今年的七一，没有去年二十三条的刺痛，北京又不断在接近七一的日子里讲动听的话;「希望香港阳光更灿烂」，碰碰酒杯，拍拍手，对准镜头笑一笑。但是五十万香港人证明给世界看的是：他并不依赖外面的刺激来决定自己的行为。棍子不能吓他，胡萝卜不能哄他。
所以七一的五十万人，与其说是香港人想告诉北京「我要什么」，不如说是香港人终于用最明确不移的语言，自己告诉了自己：「我是什么!」香港人或许还没有充分的论述和深掘的史观来建立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但是走在七一大道上的人们，即使一言不发，从心底浮起的每一吋骄傲和感动都在加深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每一个脚步都在证实自己和这个岛城的命运同体。这不是一九九七年来第一回，这是一百六十五年来第一回。
从「皇后大道」到「民主大道」
道路收窄，队伍稍顿了一下，我刚好站在一条白色的大横幅下面，转过身来读横幅上的大字：「香港无民主，统一没希望」。几个中学生自我身边走过，队伍又动了。这是皇后大道中。
从维多利亚公园出发，进入轩尼诗道，转皇后大道中，到政府总部，四公里。短短四公里却是香港人百年民主之路石破天惊的起点;维多利亚女皇早已不再，轩尼诗总督还要纪念几年?所以，董先生，为什么不把这四公里改名为「民主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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