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理解你所说的你的文章「是一种实验」﹖
我的文章有点像在沼泽里飞出来的鸭子，所有的猎人都举枪对它射击，猎人们所站的位置不一样，从东西南北射出来，文本就暴露了这些猎人的位置。比如说，文章讲述民主、自由主义、均富这些词时，会有什么不同的反应。当我为台湾民主辩护的时候，像《中国青年报》这篇文章中所说，民主已经渗透到台湾人的生活方式中去的时候，大陆的知识分子可能会有两种反应。自由派的知识分子欢迎我的说法，另外一派就会攻击我，指责说台湾的民主有多少多少问题，有多少多少恶质，有多少多少卑劣的政治操纵面。在台湾，同样一个文本，也会有两种极端出现，还不完全是以蓝营、绿营来分，而是某些知识分子会指责说，你把台湾的民主说得太好了吧。其实，我有时也有挫折感的，再说《中国青年报》的这篇文章，大陆一些知识分子能明白，文章能发表的「重要性」在哪儿，但很大部分台湾的知识分子并不清楚，他们不知道大陆对台湾问题的言论尺度在哪儿，忌讳在哪儿，因此不了解这篇文章的真正内涵是什么。这时候，我会感到十分孤独。
前面你说到写作的语境，你写作时考虑读者对象吗﹖
我的文章试图与中国大陆的读者、知识分子对话时，我是针对大陆的现况说话的，虽然我对大陆的了解还很肤浅。譬如说，对象是台湾读者时，我对台湾恶质民主的批判是不留余地的，但是当对话的对象是中国大陆读者时，如果还是一样的批判，那就有点像，譬如一个富人，对还吃不饱的穷人说「你不要吃太多了，吃得太多，你的营养会不均衡，提早衰老」什么的，这难道不是一种「富人的傲慢」吗﹖
理据各不同万箭穿心
因此，就我所了解的中国大陆的困境而言，我会着重于讲解台湾民主的正面部分。对我而言，这是两个不同的语境，背景理据不同，论点和观点必须不同。但文本摊出来，这边的人不了解那边的语境，那边的人又不了解这边的语境，箭就会从两边射过来，这种万箭穿心的经验，我经历太多了。我也更深刻感受到两岸语境的错位的严重。
面临这样的语境错位，你怎么办﹖
有些文章，我会在文前的编者按语中说明，有些就干脆只在某地发表。《中国青年报》的文章就只是在两岸发表。有些文章有普遍性，可在各地发表，如《为台湾民主辩护》，同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香港、美国，以及北京的北大燕南网发表。但也有特殊性，于是在文章前面加一段前言部分。我是憧憬比较扩大的华人世界的。北京的读者是否应该了解大中国以外的海外华人，如新加坡、马来西亚，不同地区的华文圈，会因此也发现自己区域以外的华人的想法。我想，我的这些文本就是一种沟通，野鸭飞出来了，不同的猎人从不同位置射击，彼此之间逐渐明白，别人的观点和位置与自己可能是完全相反的。这，也是一种隐晦的沟通吧。
有香港学者批评你，说你才来一年，能了解多少香港，却对香港指手画脚，你怎么看﹖
有这样的反应是绝对正常的。如果人们真诚欢迎外来者的评说，那是这座城市的福气。就我而言，已经打破那种国家的本位概念，我不觉得我是单一的台湾人，我比较强烈地感觉自己是华文世界的人，汉语是我的护照。是这种华文世界的意识，令我觉得关心香港，与关心台北、关心北京，都是一样的，每一个地方只是全人类的一个村子。如果说，我也关心阿富汗，那里也有人类的文化遗产，那么我对同文同种的香港和北京，更多一份关怀，以及责任感，好像很正常吧﹖作为人类共同体的一分子，作为华文共同体的一分子，我的关心所在是理直气壮的。有人问我，是台湾作家，还是中国作家﹖我的回答是华文作家，我对新加坡的关注也是一样的。当地人对我的评说是否舒服，那就对不起了，有人接受，有人不接受，我作为一个作者和思考者，凭良知说话，对人们的这种那种观感，不是那么在乎。
来香港两年，是否感觉香港一些知识分子依附权力、依附财富的现象﹖
香港的学界、文化界和媒体界，与政府和商界的关系、接口和结构，与台湾和大陆是非常不一样的。香港是长时期的英国殖民统治，又是自由海港，以赚钱起家，与这样的历史条件很有关系。凸现在我眼前的一个社会，我不觉得我应该直接跳出来，鞭打这一现象。这一现象后面，一定是有一层一层原因的。我不批评这种表面现象，因为它的背后的历史结构的成因，我还看得不太清楚。
我刚来香港，就发现这里的知识分子，或者说学界、文化界，对政府政策影响竟然这么小，小到在台湾是不可思议的，甚至媒体对政府决策的影响也很小，或者说，在香港，官似乎特别大，政府特别大。没来香港前，外人都认为香港没有民主，但有自由﹔香港是小政府大民间，来了以后发现正好相反。有趣的是，台湾和大陆有一种「士」的传统，而在香港很少见，因此香港缺少大知识分子，缺少独立知识分子。不过，我却会以同情的眼光关注他们，因为这是与过去的一百五十年殖民历史的结构是一致的。殖民结构是一个因，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果。这是一个商人治港的社会，是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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