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一点半，到了香港入境处。抽了一个号码，等候四十五分钟，和官员面对面。
「办理香港身份证，你需要香港入境证。」
「但是我的入境证被偷了。」
「那你就要办理入境证。办理入境证，需要台湾护照。」
「但是我的台湾护照被偷了。」
「那你可以去律师那里公证，证明你的身份。律师给你一个公证身份，我们也可以给你入境证。」
我看着这位讲话规规矩矩的女性公务员，说，「没有身份证，没有护照，请问，律师凭什么给我证明身份?」
她呆住了。
我拿出当天的苹果日报，大半版是龙应台失窃的消息，照片很大，还有「出事」地点的示意图，看起来特别怵目惊心。
将报纸推进窗口，我说，「律师总不能凭苹果日报来证明我是真的吧?」
她喃喃地说，「对啊……」
这时，她的长官发现了我们的僵局，走过来，微笑着点点头，说，「我知道你的特殊状况，我们会特别处理，一定会帮你解决的……」
6
我决定不被小偷打败。
广州的老城区竟然还处处看得见历史的年轮，洋溢着老城的情趣。大德路几个街廓全是五金业。钢管以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挂在墙板上，乍看之下像现代艺术。小钢圈成千上百的放在一堆时，彷佛贵族的珠宝箱子被不经意地打翻了。诗书路上看不见任何诗书，但是再走一段就发现整条街都是印刷业，也明白了「纸行街」的意思。接近十三行的成衣批发集中区，杨巷路一家连着一家的钮扣店、拉炼店、皮带店、花边店。当一整个店里都是拉炼的时候，大大小小各形各式的拉炼，铺排开来，简直就像一个现代美术馆的主题特展。
夹着老街的是一株一株菩提树，菩提树掩映着一栋一栋的老楼。老楼或没落褪色或残败颓废，但是雕花的廊柱、起伏的山墙、彩色的玻璃，彼此暗暗辉映，老旧中反而更有一种成熟的沧桑的妩媚。
广州老城，有着法国印象派油画的浓稠美感。
然后就走到了光孝寺。天色渐渐暗下来，大殿里亮起盈盈灯火，晚课的诵经声，在钟声、鼓声的节奏下，绵绵流进静谧的庭院。慧能受戒的菩提树，不知是不是一千五百年前的那一株，菩提树的心型阔叶在风里摇晃，一两片随风飘下，落在苍青色的石阶上。
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我就这样认识了广州。
一个警察的背后
⊙ 龙应台
本来想悄悄去广州，不惊动任何朋友，可以自由而且专心地，用行脚去感受广州的老城氛围。没有想到，一个不小心，反倒变成一个华人世界举世皆知的事件。几天来，温暖的关心电话和邮件从美国、欧洲、马来西亚、香港、台湾、中国各个城市包括新疆和蒙古，不断进来，倒叫我觉得惭愧，但又不能因此希望自己「伤」得更重，以担得起朋友和读者的爱惜。
我开始回想那个关键的时刻：单身女子，背着背包，背包在后而不在前;站在路口，摊开地图。
这是一个国际「傻根」形象。那个街口不必是在广州老城，也可以是罗马喷泉，莫斯科红场，华沙广场，法兰克福火车站大道。以那样大方不设防的架势，往任何一个城市中心一站，对于那个城市里活跃于灰色空间的人而言，怎么说都是一种挑衅或邀请。所以我的遭窃绝不足以被解释为「中国特色」。
但它是不是「广州特色」呢?
事情发生了之后，集体的「口述历史」就打开了。一桌五个广州市民，四个人有被偷被抢的经验，而且每一个人都是多次，先讲亲身经历：被摩托车撞，被小刀割，人怎么欺身而上，怎么抢了就跑……然后再叙述发生在亲友身上的：两岁的孩子的妈，护着包，以致于整只手被砍断。愈讲，恐怖的细节愈多，我听得两眼发直，开始觉得：自己真是个好命的人啊，可喜可贺。
回到香港，香港人说，唉呀唉呀，你怎么会想到一个人跑去广州?广州啊，我们男人都要成群结队才敢去的。香港的大陆人说，怎么你还没学到呢?在这边，背包背在后面，一过边境，背包要背在前面。
我一边奔波于银行和移民局之间，一面读到广州官员的反应。省政协委员以「龙应台遭窃」案询问广东省公安厅长梁国聚对于治安有何对策，梁国聚说，广东一亿多人口，只有十三万警察，警力不足是很大的问题。
公安厅长的谈话倒是坦率，于是我开始算，照厅长这么说，在广东省，每一个警察要服务846个市民。台北总共有7702个警察，也就是每一个警察要照顾 341个台北人，而香港有32986个警察，一个警察服务207个港人。柏林的一个警察只要管好130个柏林人的安全。如果算工资，香港的警察工资会是广东和台北警察的好几倍。
以这样的制度和物质条件来看，梁国聚的自我辩护不算错。香港警察的效率和他背后的制度之间，不论是管理结构上的还是经济上的，有一个明确的因果关系。知道了这个数据，对中国警察便不忍苛责，可是，这是现象的全貌，或者只是冰山的一角?譬如说，那846个人是否真正得到那「一个」警察的服务?虽然警力微薄，警察的办案效率，服务品质，以及廉洁程度，和台北、香港的警察比起来如何?有人做过比较和追踪，做过查核和监督吗?警察本身的制度，以及制度和整体社会问题的连结与呼应，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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