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有着深重的祖先崇拜情结的国家，所以历史传承往往是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方面。历朝历代，朝廷都通过控制历史书写来形成政权合法性的叙事。毛泽东一方面强化马列主义这外来政权理论的合法性，一方面也将政权合法性追溯到盗跖、陈胜、吴广等中国历史上的暴力造反派身上去。毛泽东时代，完成了以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为主线的中国历史的重新叙述。今天还在流行的范文澜和翦伯赞等留下的中国通史，都是暴力革命者书写的通史。阶级仇、民族恨，国内反阶级压迫，国外反民族压迫。阶级斗争不是请客吃饭，而是抢夺政权的暴力革命，是你死我活的血腥斗争，没有妥协的余地。在暴力史观下，和平阶段只是为下一次战争做准备的阶段，和平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合约，只是暂时的停战，不是战争的结束。法律程序，不过是强者意志和利益的一种伪装形式，谈不上什么道德上的正当性。
中国道家说﹕「虚无为本，因循为用。」把约束自己框框套套虚无掉，与时俱进，顺势而为。中国禅宗说﹕「世外人法无定法，方知非法法也。」毛泽东开心地说自己是「无法无天」。不讲人间之法，才符合真正的天道大法。法律是战胜者的工具，历史拼的是诡诈与暴力。直到今天，我们的法律教科书也还在强调，法律，只是统治阶级进行暴力统治的工具。在这样的暴力史观下，袁伟时「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观点」是可笑的甚至是可疑的。「程序正义优先」，不就是等于西方列强的强权和利益优先吗﹖袁伟时被一些人骂成汉奸卖国贼，也是自然的。当年，李鸿章这类人不也饱受咒骂吗﹖
改革以来，在对外关系上，执政集团采取的是一种追求经济增长的务实的、温和的、理性的政策，竭力保持了一个和平的外交环境。但同时，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继续牢固地保持着恐外仇外、暴力专政的暴力革命精神遗产。
僧格林沁战胜李鸿章
改革二十多年，中国在经济乃至文化上已融入了全球世界，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政权的灵魂硬核似乎并没有受到多少触动，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仍抱有一种宗教般的迷信，对暴力优势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仍有一种割舍不下的恋情，这在军队、警察和意识形态部门尤为如此。袁伟时的文章，也许会被过敏的当政者视为对革命合法性的颠覆，从而是对现政权合法性的颠覆，也许正因为一些当政者这样想问题，才出现了《冰点》事件。《冰点》因袁伟时的文章而被停刊，揭示出一个真相﹕执政集团内部同时兼有李鸿章和义和团的内涵，外用李鸿章，内为义和团。有关部门的这次「胜利」，是党内的僧格林沁、载勋、刚毅和民间义和团的「胜利」。
在天网恢恢的网络世界中，一支蝴蝶搧动翅膀，有可能在数千里外引发一场暴风雨。迅速的全球化进程，将中国拖入了一个网状世界。全球大网之中任何一个网点的变动，都可能引发一系列不可测的连锁影响。虽然中国开放已有几十年了，但不少官员的脑子还停留在封闭世界之中，他们未必能准确估量自己的行为在开放系统中可能产生的系列后果。在我看来，有关部门这场鲁莽的「胜利」，已在国际关系、两岸关系和国内关系方面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后果将源源不断表现出来。
首先，将「冰点」停刊，会迅速地影响到两岸关系，这可是有关部门事先没有预料到的。就在《冰点》停刊的第二天，龙应台《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就在台北《中国时报》、香港《明报》、吉隆坡《星洲日报》、美国《世界日报》上同步刊出。此文迅速在中国知识界流传。以龙应台在台湾和海外的影响，加上这篇文章本身的力度，我相信在两岸关系上已造成一种不可低估的历史性影响。龙应台在文章中提出了两岸统一的底线标准﹕自由民主的价值底线。这等于是说，中国统一的最大阻碍，不在民进党，不在台湾岛内的台独情绪，而在大陆专制集权的政治制度。
蝴蝶引发的暴风雨
民主=统一，不民主=台独。她极有影响力地将民主统一中国的诉求公诸世界。这样的观念，对台湾知识界、传媒、民众和政党，不会没有影响。这篇文章一发表，肩负统战使命的可爱的熊猫团团和圆圆，马上失去了政治价值。我相信，民主统一中国将逐渐发展成为台湾的主流政治民意。民主统一中国的观点，也一定会在大陆知识界和民众中得到广泛的响应。这对大陆的政治生态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有关部门想过吗﹖《冰点》被停刊，就如同蝴蝶搧动了一下翅膀，但却带来台湾政治风向的变化，带来两岸关系上主动与被动关系的气候变化，这一定超出了有关部门决策人的考虑范围。他们太习惯于在狭隘封闭的系统内考虑问题了。
其次，中国政府「和平崛起」国际承诺的可信度，也会因《冰点》停刊事件而受到影响。对此，有关部门也一定没有想过。改革以来，中国经济日趋市场化，尽管还有行政官商垄断因素在阻碍着公正的市场化进程，但中国生产要素日趋市场化的总趋势多少是被世界认可的。但是，中国政府会不会启动民主化程序，却一直是一个不确定因素。为了响应外界的担忧，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承诺中国将走渐进的民主政治建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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