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求效率，车子永远走在高架桥或高速路上，而古老的中国为了急切地与国际接轨，总是采取最剧烈的开刀方式，对准老城区一刀切下，开肠破肚。于是走在城市内的交通动脉上，望出车窗，看见的，多半是削了一半的红砖老楼，拆得残垣断壁的庭院，半截横梁，几根危柱，满地狼籍，有如未清理过的带血迹的手术现场，巨大的「拆」字像秘密判决一样，喷在墙头。
有的城市，我会暗暗决定，再也不回来。有的，那二十分钟的叙述留下几个难忘的片段，记在心里，还想探索，或者，在快速驶过的手术现场，瞥见一点点「手术前」的沧桑的美貌：一条树影幽深的巷子，一排姿态妩媚的老楼，半边隐约的飞檐塔影，一个长满青苔水藻的斑驳码头。吉光片羽略过，但是心里知道;我要回头，要单独地、专注地回头来认识这个城市。
广州，就在这个必须「回头」的名单上。
2
一月二十一日早上，看看窗外的天，灰灰的，感觉沈静，是个「出走」的好天。对一个持台湾护照的人而言，随兴「出走」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因为随便在地球仪上挑出一个城市来，多半需要办签证，这一个念头，足以冷却掉任何想「出走」的冲动。
拿好台胞证，「出走」第一站是湾仔的中国旅行社，办签证。
第一次办的时候，别人只需要等个十分钟，我却足足等了半个多小时。去问那坐在柜台里的小姐怎么回事，她斜斜地睨着我，似笑非笑地说，「那你当然要等啰，你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吗?」她的坦白让我吃了一惊。
每次来都要等得比别人长，大家也就有了默契。小姐看见我来，还说「请坐」，一副心照不宣的样子。坐下来，透过玻璃看着她，她也看看我，很安静;但是在玻璃内与玻璃外之间，隐藏着一个深不可测的巨大空间，深得听不见一点回音。
3
火车缓缓开动，一个半小时的车程，足够温习一下自己对广州的零碎印象：南越王赵陀在广州建宫殿。苏东坡在广州欣赏寺庙。洪秀全在广州拜上帝。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课。梁启超在广州写文章。七十二烈士在广州起义。孙中山在广州开会。蒋介石在广州练军。陈寅恪在广州写「柳如是别传」。鲁迅在广州开书店。郁达夫在广州饮茶……
一番胡思乱想，火车快进东站，才开始翻开手边的旅游小册：
光孝寺：唐仪凤元年(676年)，禅宗六祖慧能在此受戒，开创佛教禅宗南宗之先河。
我吓一跳：十五年的深藏，风动幡动的哲学辩论，菩提树下的剃度，竟是在广州吗?为何在历次的广州行中，无人提及?再看下一则：
华林寺：梁武帝大通八年(534年)，西竺高僧达摩乘舟至广州，在此登岸，并建茅舍。
只有短短两行字，却重如千钧，我心跳得厉害。曾经在西安碑林看明朝风颠和尚画的「达摩东渡图」，也约略记得「祖堂集」(952年)里叙述的梁武帝和达摩对话的机锋：
武帝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师曰：廊然无圣。帝曰：对联者谁?师曰：不识。又问：朕自登九五已来，度人、造寺、写经、造像，有何功德?师曰：无功德。…
菩提达摩与政治人物话不投机，北上黄河，面壁九年，然后有慧可的「断臂立雪」的传奇。「楞伽师资记」里慧可的话曾经令我彻夜清醒，难以入睡：
吾本发心时，截一臂，从初夜雪中立，直至三更，不觉雪过于膝，以求无上道。
原来达摩一苇渡江，禅宗初始之处，也在广州，为何无人告我?
旅客都走光了，光孝寺，华林寺，我边念着名字，边提起背包跌跌撞撞下车， 踏进广州，已是暮色沉沉。
4
早晨的珠江带点雾意，好像那江水还没醒过来。我放弃早餐，背起背包奔出爱群酒店。站在长堤大马路斑马线上，车辆不让人，根本过不了街。转身将背包里的地图取出，决定了路线：江在南，寺在北。先去十三行看老建筑群，再回头沿海珠路往北走。
过了马路，将地图放回背包，发现背包的拉链大大地打开，里面是空的。我停下脚步，看看周边的人，一个乞讨的孩子，三个发广告传单的青年，药店前倚着闲闲的店员，几个过路的男女。这是一个城市的街景，看起来，什么都没发生。
我几乎是踩着云雾走回酒店的，心里想的是：台湾护照、台胞证、香港出入境许可、香港身份证、台湾身份证、德国出入境许可、德国和台湾驾照、不同银行的信用卡……都没有了。而且，我身无分文。
走遍了全世界、穿过无数国界和边境的人，马上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是一个失去了身份证明的人。
要是哪一个朋友在此刻出现，我一定抱头痛哭给他看。
两个基层警员倒是五分钟之内就来到酒店，但是到了派出所，一个警员却花了九十分钟的时间做笔录。笔录，其实只有那三百来个字，抄下我已经写下的失窃项目。我以为他会立即「办案」，譬如说，管区警员可能熟悉那一区的窃盗集团，会试图联系;譬如说，路口和酒店都装了监视电视，马上把出事时段的录像带调出来检视;譬如说，询问酒店的工作人员，追查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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