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我和汤丽娟、毛亚亚、程珊珊都在帮忙。站在医院的过道里，那些移动的病床在身边穿梭，会觉得办公室的那些鸟事与自己很远。
20
这些天，只有当我坐在人事处的办公室，向他们讨丁宁的那张正科级的“调研主任”聘书时，我才会觉得那些鸟事像口香糖那么粘身，当然其前提是因为你执著，它就粘乎。
对于丁宁的聘书，我体现了令自己也纳闷的执著。我想，我一定能办成这事。
这事被钟处知道了，他对我说，太官僚主义了，不就是一张纸吗，人家都要不行了，人事处让他高兴一下，有什么不可以，这是善事啊。
他就卷着袖子和我一起上人事处，他在人事处生气地拍桌子。引了很多人来看。
后来，人事处终于把那张纸给了我们。
钟处拿着那张聘书，轻轻拍了拍，他说，丁宁运气不好。
21
丁宁的言语能力在一天天衰弱，我已经听不太清他的话了。每当他有清醒的片刻，他总是抓我的手，我知道他在想对我说“谢谢”。我对他摆手。我想起我刚进单位那天，他拿着一把大刀，把腿架在走廊扶手上在晨练，那时候他还不认识我，他指着我的沙滩裤说——“呵，这样穿，在这幢楼里太招摇了”……
丁宁去的那天，天气酷热，医院窗外蝉声一片。
他弥留之际，呢喃而语。他留给我最后的话语是：做人别太认真别太认真。
我看着他无声息了的脸泪流满面。他穿着一身棕色的新西装。在四周的哭声中，我把他枕头边那本正科级“调研主任”的聘书悄悄放进了他的口袋。
22
丁宁走了。我又重归按班就班的办公室生活。
每天，从早上跻身于上班人流中的那一刻起，我心里就充满了厌倦。
在车水马龙中，在城市的晨曦中，我常会想起丁宁弥留之际留给我的话语，这使我感觉复杂。因为我知道，我与多数人一样，从来就是一个认真的人，我们从孩提起所置身的价值教育体系里，没有“不认真”的结构，否则我们也不至于有那么多想法、迷惑、不适和抱怨，而现在我得告诉自己别太认真，这样才能心情轻快，才能不和自己过不去？但我知道，我告诉自己这些也未必管用，因为要学会它，同样需要能力和耐性，你同样也会不好受。
每天置身于上班的人流中，我仿佛一眼就能望到那幢楼里我的那只位子，那是我的归宿，心烦的起点。从我置身的大街上望过去，我每天在其中的演出，平庸寻常循环往复，有时我在不爽，有时候我在偷乐，有时我在接招，有时我在发力，是非含糊，荣辱暧昧，从这个角度看，我所置身的场景，我身后的机关，我演绎的悲哀是对的，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我的算计和我的快乐也有它的道理，我的无措和惶恐更是合乎情理，这舞台仿佛蕴含无数交锋，但又好像毫无冲突，什么都是对的，哪一个角度都有存在的理由，哪一场纷争都有它的逻辑，哪一阵东风压倒西风都是因果，哪一阵西风断送东风都是必须。这演出好不好看，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演着演着就不开心了。
每天在奔向厌倦的路上，我想，关于体制，“我不开心”能不能成为一个理由？
每天，坐在办公室里，面对那些琐事和角色的循环上场，我想，一代代人在体制中的不爽轮回，“我不开心”能不能成为一个厌弃的依据？
每天，走在楼道上眺望向上延展的楼梯，我似乎看到了我后面所有阶段的爱怨环节，比如，我34岁的时候，敏感于被踩被挤被轻视，经历百般滋味，搏到助理或者副科，但它还没完，40岁（正科）、45岁（副处）、50岁（正处）所有的情绪还将他妈地一遍遍地重演，它们是不同平台上的同质化继续操练，包括其间的郁闷、自艾自怜、算计、提防和尊严……我烦了。
每天，站在办公室的窗台边，看着远处楼宇间的云朵，我会想起丁宁，我想，有没有哪一个年代的青春，其对手是那么琐碎的一地鸡毛。
23
丁宁的妈妈和老婆来办公室收拾丁宁的东西。
这两位女人，把丁宁的杂物一点点装起来。老太太把丁宁留下的一叠饭菜票交给我，她说，这个带回去也没用。
我不要，我说，我不要，你留着，也是点纪念，你儿子在单位用它打饭呢。
这个来自乡村的老人突然失声痛哭，她说我从来没来过他上班的地方，我在这里看了一下，不知为什么就觉得他一定过得很苦。
她在办公室里痛哭，她说，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儿子可能过得很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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