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渺小的存在。温榆斋里不可能产生文豪经典。但当我在电脑上敲着这些文字时，我仿佛又置身在清明刚过的那个下午，春阳那么艳丽，樱桃花那么烂漫，那只长吻蜂那么认真地逐朵吮吸花心的粉蜜，它在利己，却又在利他——是的，它确实起到了授粉的作用，前几天我离开温榆斋小院回城时，发现樱桃树上已经至少膨出了二十几粒青豆般的幼果——生命单纯，然而美丽，活着真好，尤其是能与自己以外的一切美好的东西相亲相爱，融为一体！常有人问我为何写作，其实，最根本到一点是：我喜欢。若问那长吻蜂为什么非要来吮吸樱桃树的花粉花蜜？我想最根本的一条恐怕也是“我喜欢”三个字。生命能沉浸在自己喜欢、利己也利他的境界里，朴实洒脱，也就是幸运，也就是幸福。
我在电话里把长吻蜂的事讲给一位朋友，他夸我心细如丝，但提醒我其实在清明前后，非典阴影已经笼罩北京，人们现在心上都坠着一根绳，绳上拴着冠状病毒形成的沉重忧虑。我告诉他，惟其如此，我才更要从长吻蜂身上获取更多的启示。以宇宙之大、万物之繁衡量，长吻蜂之微不足道，自不待言，它的天敌，大的小的，有形的无形的，想必也多，但仅那天它来吮吸樱桃花粉蜜的一派从容淡定，已体现出生命的尊严与存活发展的勇气，至少于我，已成为临非典而不乱的精神滋养之一。莫道生命高贵却也脆弱，对生命的热爱要体现在与
威胁生命的任何因素——大到触目惊心的邪恶，小到肉眼根本看不见的冠状病毒——不懈的抗争中。我注意居室通风，每日适度消毒，减少外出，归来用流动水细细洗手……但我还有更独特的抗非典方式，那就是用心灵的长吻，不时从平凡而微小的事物中吮吸生命的自信与勇气。
埋果核
傍晚散步，不知不觉又走到老祁的小院边，他那农家小院里的杏树，把一大片树冠伸出墙头，春天我不好意思用“红杏出墙”揶揄他，现在嘲他句“无果也狂”倒也无妨，微笑着扣他那并未掩实的朱红门扇，他在院子里大声呼我名字，笑我礼多。我进院就看见他又在那边墙根底下埋果核，不等我评论，迎过来的祁嫂就说：“猜猜他又犯什么傻呢？埋的是那回你从海南带回来的人心果的果核！”我忍不住大笑。
老祁比我大两岁，退休以后迁到这村里常住，我因在村里辟了间书房，渐渐结识了些村里的老村民新住户，老祁是近来走动得比较勤的一位。头回被他邀进院里，坐在杏树阴下闲聊，他告诉我：“初见面人家总免不了问我两句话，一句是‘您原来是哪个单位的？’再一句是‘您在那儿干什么？’我答出第一句，人家多半是肃然起敬，有的还大惊小怪；可我答出第二句来，人家多半就露出个‘真没想到’的表情，多半也就不言语了。”原来他打从小伙子那阵就入了一个重要的科研机构，工作单位一直没变动过，具体工作么，是当锅炉工。他奇怪我跟他聊了半天，却没提出这两个问题，只是问他有什么爱好。他说他好下军棋，感叹现在连小青年都少有下这个棋的了。正好祁嫂端来沏好的香片，跟我笑道：“听他的呢！军棋那不是他的头号爱好，他的爱好呀，怪得谁也想不到猜不着：他爱埋果核！”
确实，老祁最爱埋果核。也许把这说成是癖好甚至怪癖更合适。据他自己说，大概是结婚不久的时候，有回他吃完一个桃子，也没深想，顺手就把那桃核埋在一个光有土的花盆里了，没想到过了些日子，他都忘了这事了，有天爱人忽然问他：“你往这花盆里栽的什么啊？”他过去一看，乐了，赶紧把那桃树苗移栽到窗根底下的花槽里。那桃树一天天长大，也开花，也抽叶，就是没正经结过果子，但看着那果核变出的新生命，心里头透着痛快，从此他就埋果核埋上了瘾。从平房搬到楼房，阳台上总准备着一溜填满土的花盆，家里无论吃什么水果，剩下的果核，他总要挑出肥大茁实的，晾干后，就往花盆里埋，出了苗的，有的留在花盆里长，有的移到宿舍大院旷地上。有棵枣树后来成了大院里的一宝，年年结出青白长圆的大甜枣，秋天孩子们打下装在大盆里，挨家挨户分，哪家也不嫌弃，都说那是“祁公枣”；但大多数他移栽的果树苗不仅结不出果子，也活不长久；他家阳台花盆里更长期有株埋下甜橘籽结出丑酸枳的小树，不用客人笑话，他自己也常对着它咧嘴。但无论如何，他就是改不了埋果核的“手痒”之癖，特别可笑之处，是他连那些明明知道是不可能在这北方以如此简单的方式栽种的果树，绝对出不了苗的，比如荔枝、橄榄乃至人心果的果核，他也还是要挑些往土里埋。
我正在心里琢磨，老祁这怪癖是不是一种心理疾患？祁嫂过来留我吃饭，笑说是请你当个陪客，你干的那行不是最喜欢听人讲故事么，今天的主客可是个“快嘴李翠莲”哩！老祁也强留，我就进屋去吃他们的家常便饭。原来比我先来的客是他们单位一位还在岗上的女会计，“徐娘半老，风韵犹存”，似乎是过分地讲究卫生，吃饭的时候也戴着白绸手套。那“李翠莲”是特意从城里来看望他们的，席间也未觉得是“快嘴”。后来我和她一起告辞，老祁两口子非要把她送往公共汽车站，我说我顺路就送了她，老祁他们也就没有坚持，只嘱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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