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诗歌的年代，那是一个觉醒的年代，那是一个反抗的年代，那也是一个思想的年代。那时候，一首诗歌所引起的轰动，简直就像当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经历了漫长的精神奴役的青年以及那些不再青春的"青年"，在诗歌中开发出一块青翠的精神绿洲。
人心的温暖和坚韧，玲珑剔透地展示出来。
那是这个萎靡而垂老的民族少有的青春期。那个时代的盛况，是空前的，也几乎是绝后的--至少九十年代以来，再也没有出现这样纯真而饱满的精神生活了。
我很遗憾，没有能够赶上那个黑白分明而没有暧昧的时代。那个诗人们熬夜油印《今天》上街散发的时代，那个在白洋淀的芦苇之中吟唱的时代，那个一边啃着馒头咸菜、一边更加饥渴地阅读"灰皮书"的年代，那个子弹在城市飞舞、饥荒在农村泛滥、思想者走向断头台的年代。
《沉沦的圣殿》中，讲到了郭沫若的第八个孩子郭世英的故事。这位与父亲一样才华过人的青年，却不像父亲那样卑躬屈膝、指鹿为马。他在"说实话，还是说谎话"之间，毅然选择了前者。这种选择在"文化大革命"那个惨酷的年代里，意味着牢狱之灾、皮肉之苦，甚至身败名裂、人头落地。
作为居住在深宅大院里、"党和国家领导人"子女的"天之骄子"，郭世英的人生道路与父亲截然不同：郭沫若在"五四"时代一度曾经是叛逆者，吹奏着新文学嘹亮的号角。后来，为了荣华富贵和官职名号，他心甘情愿地充当伟大领袖的文学弄臣。这时，他虽然地位尊崇，宛如文坛的"泰山北斗"，却连一首像样的诗也写不出来了。
他的儿子郭世英，不愿承袭他拥有的这一切，这用良心换来的一切，而勇敢地宣布：我要与一切戕害人性的制度、一切愚弄人的文化决裂，我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有独立意志和思想的"人"！
当年，父亲曾经尝试过走这条道路，发觉代价太大，很快就放弃了；如今，在更加严酷、更加冷漠的体制下，儿子却毫不畏惧地走上了这条风雨不归路--他们的文学社团被定为"反革命"组织，他以重罪入狱，连父亲也救不了他(懦弱而自私的父亲也不敢出面救他)。
不久，年仅二十五岁的郭世英惨死在监牢之中。直到今天，他究竟是自戕还是死于谋杀，依然扑朔迷离，相关的档案材料后来都不翼而飞。
谁能够破解这个谜呢？
郭世英短暂的一生，是一个悲剧，是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悲剧；他父亲漫长的一生，是一场正剧、喜剧与丑剧的混合，虽然更加丰富而曲折，但缺少动人心弦的伟大力量。这对生活中的"父与子"，比屠格涅夫笔下的《父与子》还要富于戏剧性。卑琐与崇高、怯弱与勇敢、谎言与真理、黑与白、冰与火……它们的对立，本身就是一出惊心动魄的戏剧。
郭世英的好友牟敦白说："郭世英的生命在极其旺盛的时候，以惨烈的形式突然地熄灭，客观的社会环境必然造就出这样悲痛的、震撼人心的结局。"假如让我早生三十年，假如我就在他们的文学小组中，我想，我一定会爱上郭世英的。不是爱他的英俊，而是爱他的忧伤，爱他的勇敢，爱他的"哀民生之多艰"。
我也愿意陪着这样的爱人去坐牢，甚至为他而死。我对死亡丝毫不恐惧，真的。
要是我能够拥有一种值得为之付出生命的爱情，那该多好啊。
《沉沦的圣殿》和《北大诗选》这两本书，让我感慨的另一个方面是：诗人们的现状--要么早逝了，要么出国了，剩下的也没有几个有"正当职业"和"体面地位"的，更遑论继续写诗了。有时，他们连基本的物质生活都无法得到保障。
天妒英才，莫扎特不正是在病痛和饿冻的折磨之下，才三十多岁就死去了吗？而那些八面玲珑的庸人，往往得以健康长寿、儿孙满堂，然后等来朝廷隆重的册封。
掩卷长息，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所以，让我们"化悲痛为力量"(沿用"他们"的说法)，拿起笔来！
廷生，如果你也写诗的话，请一定给我看看，好吗？也许，你抛一块"玉"，我也不吝于回一块"砖"呢？不过，杂文，如你所写的，我也喜欢。
你再有新的作品，寄给我好吗？
我愿意当你的第一读者。
宁萱
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八、廷生的信
宁萱：
这几年北京的夏天酷暑难耐，高温的天气超过长江沿岸的三大火炉。这不是大自然故意跟人类捣乱，这是人类与自然为敌的恶果，北中国的自然环境在近半个世纪里迅速恶化了。
我想，也许过不了若干年，北京就变成一片寸草不生的沙漠。那时候，城里这些趾高气扬的官员和商人们在哪里呢？他们会耗费巨资把自己制作成木乃伊吗？后辈给予他们的木乃伊的是尊崇还是白眼？
你在信中用了好多的篇幅来谈论诗歌。我很久没有写诗了。尽管我同意你对诗歌的评价--在文学的殿堂里，诗歌确实居于最高的位置，但我还是放弃了少年时代曾经尝试过的诗歌的创作。
这种放弃是自愿的。
我为什么不写诗呢？
学者阿多尔诺说过这样一句话，大意是：在奥斯维辛以后，写诗是一件残酷的事情。这个意思移用到中国，就是：经过类似于"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惨剧之后，写诗也是一件残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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