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事实恰恰相反。施虐者宽恕被害者？这是什么混账逻辑？
宽恕的权力，不在领袖那里，而在普通公民们那里。
每一个死者和生者，每一个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有良知和责任感的中国公民，都不会宽恕那些以诗歌和"主义"为面具，玩弄权术、满足个人私欲、践踏公民生命、破坏神州环境的历史罪人们。
我认为，无论一个人多么具有浪漫的诗人气质，无论一个人拥有多么宏大的理想，他都没有权利拿别人的生命来做实验，他也没有权力强迫别人无条件地跟从他去实现这个理想。
这是一个一点也不复杂的常识。然而，诗人们却经常违背常识。
在这里，海子混淆了"先知"与"罪人"的界限。海子将"罪人"当作"先知"来歌颂，这并非他一时的失误，这表明他的内心深处存在着蠢蠢欲动的毒素和魔欲。有的时候，这些毒素和魔欲支配了他、占领了他。人生而平等，人不可能成为神。"伪神"是最大的"罪人"，膜拜"伪神"是一种极其严重的罪行。僭主残暴的统治违背天道，必然是邪恶的。
我一直认为，再伟大的诗人也不应享有违背常识的豁免权。诗人也应当遵循每一个公民都遵循的律法。
当年支持法西斯暴行的大诗人庞德，也得接受人间律法的审判和惩罚。
因为犯下了鼓吹法西斯主义的严重的罪行，庞德被美军装进笼子里示众。尽管这种惩罚丝毫没有顾及诗人的人格尊严，但是我一点也不同情他的这种可耻下场。
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同情并豁免庞德--仅仅因为他是一个杰出的诗人，那么，谁来同情那些被法西斯虐杀的、籍籍无名的犹太人和参加抵抗运动的战士呢？谁来替那些受尽折磨的无辜生命讨回公道？普通人的生命和尊严，难道就比不上诗人的生命和尊严有分量吗？
我认为，正义的砝码重于艺术的砝码。
因此，所有颠倒常识的话语，我都会毫不留情的批驳，包括海子在内。
在一个根本没有丝毫诗意的世界上，假如诗人硬要制造诗意，那只能是虚假的诗意；人间本非天国，假如硬要把人间当作天国，那么撒旦就会趁虚而入，成为骑在我们头上的、绝对的、暴虐的统治者--这也许是我的"杞人忧天"。但是，这种隐忧或许是必要的。
我们必须警惕并诅咒恶人与恶行。
这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义务。
《圣经》中说：
试看恶人因奸恶而劬劳，
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虚假。
他掘了坑，又挖深了，
竟掉在自己所挖的坑里。
他的毒害必降临到他自己的头上；
他的强暴必落到他自己的脑袋上。(《诗篇7：14-16》)
把恶人当作义人，就是帮助恶人为恶，就是遮蔽了义人的正道。所以，我要严厉地谴责海子--在热情地赞扬他的同时。
谈了一段海子，我还想谈《沉沦的圣殿》。
宁萱，你在信中提到的《沉沦的圣殿》，也是近年来我很喜欢的一本好书。这是一份极其珍贵的、活生生的史料。主编这本书的四川诗人"廖胡子"是我的好朋友，以后有机会我引见你认识他。不过，九十年代以来，老廖就不再是"诗人"了。当诗歌失去对当下生活的疼痛感之后，他自然而然地放弃了诗歌的写作，而作为一名底层社会学者开始他独特的社会调查。
老廖是一位生活在现代社会的古典大侠。他头大如斗，头光如镜，粗暴的外表里面，却有一颗温和的心。他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却还能够时时发出爽朗的大笑，他的笑声是人世间最纯净的笑声。
我相信，见了面之后，你一定会像我一样喜欢廖胡子的。
你还谈到书中有关郭世英的章节。郭世英的有关材料，以前我就看了很多，老早就想为他写点什么。他不应该被历史淹没。他的名字应当比他父亲的名字更高贵。
这个英俊而忧郁的青年，我北大的学长。他在疯人院里嚎叫，而他的父亲在王府花园里练习书法。他发现了恶人的恶，他忍无可忍。
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存的空间，尽管他生存得艰难且苦痛；而在红旗飘飘的中国，却没有这名具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气质的青年的立锥之地，尽管他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儿子。
如果说郭沫若让人不齿，那么郭世英则让人仰视。
我的童年时代，曾经在郭氏老家所在的小镇乐山沙湾生活过。我去过郭沫若的故居，那是大渡河边的一群阴晦的宅院。这种宅院的生活，固然会让少年郭沫若产生叛逆的心理，但是在另一方面，也使他对权威产生天然的膜拜。郭沫若的一生，一直被这样一种极度分裂的人格所左右着。
大渡河滚滚东流，是清是浊，人人心中有数。
一九四九年以后，郭沫若尽管被推为文坛继鲁迅之后的"旗手"，并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但他在上层并不受尊重。
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从小随父亲出入于最高层的交际圈中，观察到了许多外人不得而知的细节。她在回忆录中提到，一九六零年，郭沫若的《蔡文姬》上演，当场一位将军半开玩笑地大声说："曹操如果像郭老写得这样好，我就介绍他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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