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草_余杰【完结】(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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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事实恰恰相反。施虐者宽恕被害者?这是什么混账逻辑?

  宽恕的权力,不在领袖那里,而在普通公民们那里。

  每一个死者和生者,每一个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有良知和责任感的中国公民,都不会宽恕那些以诗歌和"主义"为面具,玩弄权术、满足个人私欲、践踏公民生命、破坏神州环境的历史罪人们。

  我认为,无论一个人多么具有浪漫的诗人气质,无论一个人拥有多么宏大的理想,他都没有权利拿别人的生命来做实验,他也没有权力强迫别人无条件地跟从他去实现这个理想。

  这是一个一点也不复杂的常识。然而,诗人们却经常违背常识。

  在这里,海子混淆了"先知"与"罪人"的界限。海子将"罪人"当作"先知"来歌颂,这并非他一时的失误,这表明他的内心深处存在着蠢蠢欲动的毒素和魔欲。有的时候,这些毒素和魔欲支配了他、占领了他。人生而平等,人不可能成为神。"伪神"是最大的"罪人",膜拜"伪神"是一种极其严重的罪行。僭主残暴的统治违背天道,必然是邪恶的。

  我一直认为,再伟大的诗人也不应享有违背常识的豁免权。诗人也应当遵循每一个公民都遵循的律法。

  当年支持法西斯暴行的大诗人庞德,也得接受人间律法的审判和惩罚。

  因为犯下了鼓吹法西斯主义的严重的罪行,庞德被美军装进笼子里示众。尽管这种惩罚丝毫没有顾及诗人的人格尊严,但是我一点也不同情他的这种可耻下场。

  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同情并豁免庞德--仅仅因为他是一个杰出的诗人,那么,谁来同情那些被法西斯虐杀的、籍籍无名的犹太人和参加抵抗运动的战士呢?谁来替那些受尽折磨的无辜生命讨回公道?普通人的生命和尊严,难道就比不上诗人的生命和尊严有分量吗?

  我认为,正义的砝码重于艺术的砝码。

  因此,所有颠倒常识的话语,我都会毫不留情的批驳,包括海子在内。

  在一个根本没有丝毫诗意的世界上,假如诗人硬要制造诗意,那只能是虚假的诗意;人间本非天国,假如硬要把人间当作天国,那么撒旦就会趁虚而入,成为骑在我们头上的、绝对的、暴虐的统治者--这也许是我的"杞人忧天"。但是,这种隐忧或许是必要的。

  我们必须警惕并诅咒恶人与恶行。

  这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义务。

  《圣经》中说:

  试看恶人因奸恶而劬劳,

  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虚假。

  他掘了坑,又挖深了,

  竟掉在自己所挖的坑里。

  他的毒害必降临到他自己的头上;

  他的强暴必落到他自己的脑袋上。(《诗篇7:14-16》)

  把恶人当作义人,就是帮助恶人为恶,就是遮蔽了义人的正道。所以,我要严厉地谴责海子--在热情地赞扬他的同时。

  谈了一段海子,我还想谈《沉沦的圣殿》。

  宁萱,你在信中提到的《沉沦的圣殿》,也是近年来我很喜欢的一本好书。这是一份极其珍贵的、活生生的史料。主编这本书的四川诗人"廖胡子"是我的好朋友,以后有机会我引见你认识他。不过,九十年代以来,老廖就不再是"诗人"了。当诗歌失去对当下生活的疼痛感之后,他自然而然地放弃了诗歌的写作,而作为一名底层社会学者开始他独特的社会调查。

  老廖是一位生活在现代社会的古典大侠。他头大如斗,头光如镜,粗暴的外表里面,却有一颗温和的心。他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却还能够时时发出爽朗的大笑,他的笑声是人世间最纯净的笑声。

  我相信,见了面之后,你一定会像我一样喜欢廖胡子的。

  你还谈到书中有关郭世英的章节。郭世英的有关材料,以前我就看了很多,老早就想为他写点什么。他不应该被历史淹没。他的名字应当比他父亲的名字更高贵。

  这个英俊而忧郁的青年,我北大的学长。他在疯人院里嚎叫,而他的父亲在王府花园里练习书法。他发现了恶人的恶,他忍无可忍。

  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存的空间,尽管他生存得艰难且苦痛;而在红旗飘飘的中国,却没有这名具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气质的青年的立锥之地,尽管他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儿子。

  如果说郭沫若让人不齿,那么郭世英则让人仰视。

  我的童年时代,曾经在郭氏老家所在的小镇乐山沙湾生活过。我去过郭沫若的故居,那是大渡河边的一群阴晦的宅院。这种宅院的生活,固然会让少年郭沫若产生叛逆的心理,但是在另一方面,也使他对权威产生天然的膜拜。郭沫若的一生,一直被这样一种极度分裂的人格所左右着。

  大渡河滚滚东流,是清是浊,人人心中有数。

  一九四九年以后,郭沫若尽管被推为文坛继鲁迅之后的"旗手",并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但他在上层并不受尊重。

  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从小随父亲出入于最高层的交际圈中,观察到了许多外人不得而知的细节。她在回忆录中提到,一九六零年,郭沫若的《蔡文姬》上演,当场一位将军半开玩笑地大声说:"曹操如果像郭老写得这样好,我就介绍他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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