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萱，跟茨维塔耶娃不同，你确实是美丽的。你的美丽是天生的，你不需要诗歌来为你加冕。
上次来北京，你在枕头上熟睡的时候，我在一旁端详你，静静地端详了一个小时，真个是"看你千遍也不厌倦"。
那时，你睡着了，你不知道呢。而我，也不知道你的梦究竟是怎样的。
我把你的露在外面的胳膊送进被窝里。你的细长的胳膊，像一只江南水乡的莲藕。
那时，我想，时间就这样停滞了该多好。我们再也不分开，我们拥抱着，将工作全都抛在一边。
因为爱情，不妨也享受一下从来没有享受过的懒惰的滋味。
可惜，走得最快的，永远是快乐的时光。
每时每刻都在爱着你、吻着你的廷生
两千年七月四日
五、廷生的信
小萱儿，我一生的伴侣：
今天，是我离开学校的第一天。一大早，我便去我要工作的那个文学研究机构报到。
突然，他们通知我说，我报到的手续被冻结了，他们不再接收我了。那么，我手上白纸黑字的协议与合同难道就不负责任地作废了吗？
在我离开北大的第一天，邪恶终于像疯狗一样扑过来啃我的脚后跟。它不敢正面扑过来，而只敢在我的身后偷偷地咬我一口。
我飞起一脚将它踢翻。
我早就料到我会与邪恶狭路相逢。
在北大的时候，尽管也有压力，但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有像费振刚先生这样爱护我的老师替我遮风挡雨，我倒也过得自由自在。我知道，一旦离开北大，离开这棵大树，所有的风雨都将由我自己来直接面对。我预料到了，只是没有想到它来得这样快、这样富于戏剧色彩。
没有人跟我说明是什么理由。他们只是含混地说，这是上面的命令，他们也没有办法。
于是，我便去找"上面"--所谓"上面"，就是那个主管作家事务的庞大机构。我的行为有些林冲闯白虎堂的味道。不过，林冲是"误闯"，我却是有意地去闯。
我要像秋菊一样去"讨一个说法"。然而，狡猾的官僚们却不给我一个说法，他们拿不出一个"手谕"来。于是，我们开始争吵起来。
突然，从四面八方的办公室里冲出一大群人来。他们一上来便辱骂我，有一个壮汉甚至想伸手打我，他的眼睛里露出狼眼的光芒，使我想起了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的描述。
他们为什么如此痛恨我呢？
原来，我的主动上门，伤害了他们作为"准官僚"的自尊。他们心里想，你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我们想怎么对待你就怎么对待你，你居然敢上门来"讨说法"，你不是"反了"吗？
他们看见我跟他们的上司争吵，顿时感到挣表现的时候到来了，升迁的机会到来了。他们越是卖力地攻击我，他们的上级就越是赏识他们的"忠心耿耿"。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在以狗的原则生活着。
据知情人士告诉我，我被这家巴金先生倡导成立的研究机构拒之于门外，是因为我的某些文章惹的祸。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但我认为：一个公民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有思考、言论和写作的自由。我的论文和文章都发表在国家公开出版的报刊杂志上，我的著作也全都是由国家正式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在法律的意义上，我毫不畏惧地对自己的每一篇文章、每一个字负责。
对于一篇文章、一本著作，作为读者(当然包括某些级别不等的官员在内)，当然可以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作为作者，我也会虚心地倾听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意见(自然包括某些官员的批评意见)。当然，经过我的独立思考之后，是否接受这些意见，同样是我的自由。
如果某些人士对我写作的立场和文章中具体的观点有不同看法，完全可以直接找我沟通和交流，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向我转达。
进一步说，如果某些人士认定我的哪篇文章、哪个观点违反现行法律法规，甚至有"政治倾向问题"，也完全可以在公开场合指出和批判，然后使用法律的手段来处理。
但是，某些人士既没有私下与我交换意见，也没有公开宣布我的文字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却采取了最等而下之的办法--全然是幕后黑箱操作，通过打电话的方式层层传递命令，向我射来一只喂的毒药的暗器。他们企图通过剥夺我作为一个公民的工作权利的方法，来压制不同声音的出现。
然而，对知识分子"不给饭吃"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此处不给我饭吃，我自可在彼处获得饭吃。只要我还有脑袋、还有手、还能够写作，我就不会被饿死。我相信我的生存能力比某些官僚强得多--假如他们没有了身上的官位，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除了当官以外什么事情也不会干的家伙，只有活活饿死。在今天的俄罗斯，不是有许多前苏联时代飞扬跋扈的"政工干部"，因为无法适应变化的时代，又没有一技之长，最后沦落为救济金领取者吗？
而我，除了写作，还可以干很多的事情，甚至粗砺的体力活--在今天，生存已经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不像茨维塔耶娃所面对的那种绝境，留给她的只有死路一条。
在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主人公托马斯被当局剥夺了行医的权利，虽然他是一个优秀的外科医生。那是苏联军队直接开进布拉格的黑暗年代。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托马斯不可能不表达自己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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