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7月,余杰通过了硕士论文答辩,北大中文系系主任温儒后教授称赞说,这是当年他参加的诸多答辩论文中最优秀的一篇。研究生毕业的余杰离开了北大,准备到一家著名的研究机构从事文学研究工作。本来已经签了协议的,然而,就在他去报到的那一天,那个机构却将他拒之门外。
刚刚毕业就失业了，余杰知道,自己面临的将是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那天,他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父母和老师,而首先告诉了宁萱。他直截了当地问宁萱:假如我的未来充满了不可知的变数，甚至充满了艰难与痛苦，你会怎么办?宁萱用坚定的口吻回答说:“即使你什么也没有了,至少还有我!我会跟着你去,一直在你的身边,和你一起承受风雨和苦难，在那冰天雪地中,我们互相温暖对方。”同时,她也用女人特有的温柔与善良安慰余杰:“这是你命中注定的磨难，你能够气定神闲地面对它,我感到由衷的高兴,我没有看错你。我相信,无论碰到什么样的误解,你不会放弃对真理的追求,至于其他人是否理解,随他们去吧,你只要做到无愧于心就行。”
宁萱意识到,这个时刻正是余杰最需要她的时刻。爱一个人,不仅仅是分享他的成功,更是分担他的挫折。她当即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我等了一年的契机终于来了,我要到你的身边去做你温柔而坚强的妻子。见你一面之后,我越发感到那些我从前追求的东西原来是那么地不堪一击,我将穿着我纯洁朴素的套头毛衣做全世界最清贫的新娘。我将到北京来,与你一起面对一切风暴。”第二天,她便向公司老板递交了辞职信。老板一再挽留。她笑着说,我的辞职与薪水无关,我辞职是为了投奔我的爱情。老板见她态度坚决,只好同意。然后,她回家将这个“惊天”的决定告诉了父母,事已至此,开明的父母尊重了女儿的选择。
7月底,宁萱把那些宝姿牌套装、CD牌化妆品、手提电脑等都丢在了南方,只带了那本代表他们未曾相见却已相爱、改变他们整个生活的《火与冰》,义无反顾地来到北京。在爱人温暖的亲吻中,她含泪对余杰低语:“还记得我给你的第一封信里写的话么?‘只要生活中还有一双眼睛与你一同哭泣,生活便值得你为之受苦难’。我就是你的这样一双眼睛,我将永远坚贞地与你一同哭泣,一同欢喜,一同被苦难和邪恶刺痛而受伤,一同被爱情与美好的自然滋润而明亮。”
2000年春节,余杰带宁萱回了一趟四川老家,在那里他们举行了一个简朴的婚礼。婚礼上,没有豪华的车队,没有亮丽的婚纱,也没有闹洞房的喧嚣,有的只是两颗纯洁而坚强的心灵,以及一大群至亲好友。两个人幸福地向来宾讲述了他们的爱情故事，四川文学界的两位老前辈流沙河与魏明伦也双双赶来参加他们的婚礼,向这对新人恭喜的同时还忠告他们说:“未来的人生道路上还有许多风雨和坎坷,你们只有''共苦''以后才能''同甘''。”
风雨过后，便是彩虹。经过了一段艰辛与苦难之后，现在,余杰用按揭方式在北京买了一套不算太贵的房子,拥有了自己的家；宁萱在北京的一家外企也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她安慰余杰说,她的收入足以维持家里的开支,要他一定好好写作。
在北京这座巨大的城市,他们可能会仍然清贫,但对于相爱的人来说,他们是感情的王者,每一个清贫的日子都富足无比！
余杰在《瓦尔登湖：大地的眸子》中，开头有这么一段:
在我家的书架上，收藏着四个版本的《瓦尔登湖》。有一种是我买的，另外三种是妻子买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把《瓦尔登湖》与《圣经》一起列入“塑造读者心灵的二十五本书”之中，而对于我与妻子来说，这本书更有一份特殊的意义。当年妻子放弃南方优厚的工作，到北京来跟我一起生活的时候，她的行李中唯一一本书就是《瓦尔登湖》。
在我莫名其妙地失去工作的那些日子里，我和妻子把梭罗在《瓦尔登湖》中的一段话抄下来贴在床头：“在下一个夏季里，我不需要那么多的苦力来播种豆子和玉米，我要匀出精力，用来播种——如真诚、真理、朴实、信心、纯真等等，假如这样的种子还没有丧失的话。”那时候，我们住在一间临时租来的、破旧不堪的小屋里，我有些愧疚地对妻子说：“连累你过这样的苦日子了……”妻子却拿出那本装帧最为简朴的《瓦尔登湖》来，深情地对我说：“我们的屋子总比梭罗的木屋坚固吧？爱人在哪里，哪里就是伊甸园。”
我读《香草山》，大约是在四年前。坦白说，当时并没有一口气读完它的耐心---因此是跳跃式地读完的。读完后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写得很真实。我当时对朋友说，倘若不是作者本人的亲身经历和真情实感，是写不出这样的感情的。可我之后在网上看到不少留言，大意是这种爱情太纯美了，不可能存在于现实之中。这反而让我困惑了。记得余杰后来谈到，他看到这些留言后，诧异于比自己更年轻的朋友竟不相信有这样的爱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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