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需要有个知道我心事的朋友跟我一同过生日。这样的朋友却只有一个，就是在远方的你。
晚上应付完宴会之后，回到宿舍，同屋的女孩子跟她的男友出去了。我一个人躺在床上写日记、听音乐。
好想按照你留的手机号码给你打个电话。
好几次，拨了一半号码，却还是终止了。
此时此刻，你还在写作吧？
宁萱
一九九九年九月六日
五、廷生的信
宁萱：
要是早知道九月六日是你的生日，我会提前寄一份礼物给你的。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要是知道九月初的那段时间你在北京，我会去你住的宾馆看你。见总是比不见好。我相信，见面以后，我们都不会失望，因为我们的文字与我们本人是浑然一体的。我们喜欢对方的文字、喜欢文字背后的灵魂，也会喜欢对方的人。
与你丰富的阅历相比，我只能算是"白纸一张"--从重点小学到重点初中，从重点高中到重点大学，然后继续上研究生。确实，跟你的猜测一样，我一直就是一个很听话的乖孩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这套教育制度的受益者，但我却成了它最激烈的批评者。这真是一种有趣的错位。
前几个月，我在"水木清华"的论坛上，与一个网名叫"捕快"的朋友有一次长达将近一个通宵的"对决"。那次辩论在论坛上倍受关注，被形容为"西门吹雪大战叶孤城"。
对方代表的正是那种直线思维的、重技术轻人文的、有着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的理工科学生。他们在教育体制内规规矩矩地成长，接受了所有既定的观念。在我们激烈辩论的许多问题当中，就曾经谈及批评者的立场问题。
当时，"捕快"在网络上反问我说："如果没有高考制度，你也许还在扫大街。高考制度改变了你的一生，你为什么还理直气壮地批评它？"
在网络上，这样强词夺理的论调十分风行。我回敬他说："我以受益者的身份反戈一击，正说明我的观点超越了我的现实利益。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最基本的价值立场，他的判断不应以自身的利益为转移，而应当站在更大多数人群的基本利益那边。如果说每个人都被自我的利益所控制、所支配，那么，你怎么解释那些与俄罗斯帝国为敌的贵族革命者呢？"对方哑口无言了。
我不喜欢网络上骂骂咧咧的氛围，不喜欢那种毫无节制的、"无知者无畏"的语言暴力。网络上的青年们都很"爱国"，至少在语言上是如此。九十年代民族主义的盛行，使得这一代青年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他们使用的是"文革"遗留下来的那套语言和思维方式。我称他们为"网络义和团"--在诞生于西方世界的网络上毫无理由地辱骂西方，多少有些滑稽。
我很少加入到网络论坛中去。在我有限的几次加入讨论的时刻，我力图营造一种"有话好好说"的气氛。不管对方多么粗暴无礼，我依然保持冷静和克制、保持对他彬彬有礼。我们需要改变的不仅是我们的知识结构，还包括我们每个人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用什么样的方式说话、用什么样的方式写作，是反映我们如何生活、如何存在的最重要的标识。
尽管如此，我依然认为，网络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话语权力上的"平等"--大家开始拥有了某种相对平等的身份，仿佛坐在一张虚拟的圆桌上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还是回到我自己的生活经历上来。当然，我也意识到自己在生命体验上的缺陷，"从校园到校园"的单薄履历，必然导致与外部现实生活的隔绝。这种隔绝，对于一个纯粹技术性的学者来说，不一定是负面的影响，有时甚至是必要的；但是，对于像我这样的写作者来说，却是致命的伤害--书本是苍白的，离开了生活的源头活水，写作将陷入危机之中。
鲁迅先生后来为什么要离开大学呢？除了北洋政府的威逼之外，我想，更加重要的原因恐怕正在于此。否则，到了上海，他依然可以到当地许多一流的大学里去教书。然而，鲁迅先生再也没有走进大学的校门。
在北京的时候，鲁迅先生已然深刻体会到：日益僵化的大学体制对知识分子完整的、本真的生命状态具有无形的伤害。他不愿继续被这种体制所伤害，于是选择了自由的、也是艰难的独立写作者的生涯。他的创作也就进入一个更加自由、更加博大、也更加深邃的境界。
我打算在获得硕士学位以后离开北大，去寻找更加广大的生活空间，去感受更加真切的现实生存。尽管许多师长和朋友都劝我留下来，但我还是决定要离开。我不恋栈北大，尽管在它温柔的羽翼下，我将获得在其他地方无法得到的安宁和静谧。但是，我更愿意独自去承受外面的风风雨雨。
北大仅仅是我生命历程中的一个关键的驿站，而不是终点。
前两天，我已经找好了房子，刚刚搬进去。是在北大西南角的一个名叫稻香园的小区。这是一个工人住宅区，楼房有些陈旧了，但环境倒还安静。
书籍还来不及上架，每次搬"家"--其实一个学生哪里有什么"家"，有的只是几十箱子的书籍--的时候，书籍总是让我最头痛的"财产"。几千册的书并不算多，但仅仅是装它们的箱子，就得找几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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