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人间的真爱，人间的至爱。我们有可能拥有吗？我们配得上拥有吗？
其实，说这些话违背了我的原则。我向来不喜欢如此直率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即使我明明白白，也沉默着。况且一个女孩子如此喋喋不休地谈论爱情，好像作论文。
其实，除了文字上的，我也从未有过真爱的幸运。但起码我比你强，我至少知道什么不是真爱。我不知道什么是我所追求的，但我清楚地知道什么不是我所追求的--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寻觅、失望、执著、不妥协。
最近看了好多书--一贯如此，有时看得要窒息，不提也罢。"青灯黄卷，红颜空尘"，不是什么美好的图景。
最近也写了好些诗歌，我不敢称之为诗歌，姑且算是一些零散的句子吧。我常常梦想，只要我能够写出一首诗，一首真正的好诗--哪怕一句也行，我也愿意身无分文，我甚至不害怕与世长辞，在死亡来临的时候，我还能微笑着，欢乐着。
宁萱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日
七、廷生的信
宁萱：
谢谢你的一番剖析。其实，写作那篇名叫《那段岁月，那段爱情》的文章，目的正是为了"告别"。我早已从当年的伤痛之中解脱了出来。我不认为那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错误，也许是上帝故意安排的一次考验。上帝在质问我："你究竟将爱什么样的女子？"
如果说在那次经历之前，我还懵懵懂懂的；那么，在那次经历之后，我就有了自己的答案。
人生道路上，有了一位风雨同舟的爱人，宛如有了一颗挂在天穹的启明星。
如果没有这颗星星，我们又如何辨别方向呢？《圣经》中说：
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阿摩司书3：3》)
在那些日子里，我深切地体认到了"不同心"的悲哀与无奈。经过了那次尝试之后，我深信，在人与人之间，某种隔膜是无法打破的，也不必去打破。就像我以前的信中提到的，不必"铁棒磨成针"和"愚公移山"一样。
有的人，即使在一起耳鬓厮磨若干年，心与心之间还是隔着无法融化的坚冰；也有的人，虽然还未曾谋面，心与心之间却能够融合得像两条交汇的河流。
我也相信，人世间总有一个人是冲着我才做女人的。而我之所以来到这个世界上，也是为了遇到她。什么是缘分？这就是缘分。
宁萱，你的信与我案头的千百封来信不同，你的每句话都让我放不下。你在信中说，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实在很奇妙，要有多远，就有多远，漫无边际；近起来，又可以不可思议的近，简直就是"心心相印"。这段话让我感动了好久，我仿佛看到了你写这段话时候的神情。
你在信中写到了鲁迅与许广平。你信中提及的那个场景，我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的理解当然也对，许广平对鲁迅晚年无微不至的关爱，不是普通的女性所能够做到的。很难设想，假如没有像许广平这样一个支撑着家庭重担的女性在身边，中年之后的鲁迅将过着一种怎样的残缺的生活。
《两地书》是两人真正的精神合作，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最纯粹的情书之一。在这本通信集之中，许广平对爱情的追求比鲁迅要主动和大胆得多。在这个时候，幼稚而单纯的一方反倒占了上风。
但是，鲁迅与许广平之间，既有亲密的爱，也有难言的隔膜。你信中谈到的那个场景，可见先生心中还是有解不开的结。鲁迅心情不好的时候，常常沉默，整天地沉默着。这种铁一样的沉默，既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许广平。这种铁一样的沉默，使得家庭中的空气也凝固了。
许多时候，鲁迅与许广平依然无法臻于"同心"之境。这一点，看看鲁迅逝世之后，尤其是二十世纪后半叶，许广平所写的那些回忆录，就能够大致体会到。她所理解的鲁迅，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每一次的变化都在迎合着主流的思路。她笔下的鲁迅，自然与鲁迅本人的文字中所体现出来的"鲁迅"，有着很大的距离。
我一直认为，鲁迅在悄悄地喜欢着萧红，而萧红也在悄悄地喜欢着鲁迅。他们之间，除了师生之情外，时常产生精神和感情上的撞击。
我的这种观点，遭到了包括导师们在内的许多鲁迅研究专家的批评。我是凭自己的直觉，在鲁迅和萧红的文字的缝隙里感觉到的。我不想对此作一番学者式的"考据"，但我宁愿固执地保持自己的这一"发现"。何况，有一丝淡淡的、忧郁的情缘，并无损于先生的伟大。
鲁迅先生从来就不相信世上存在着一种"完人"。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无情未必真豪廷生，怜子如何不丈夫"，任何人都有自己复杂的、精细的、隐秘的情感世界。
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是所有回忆鲁迅的文字中最感人的一篇，远远比许广平的回忆文字写得好。说萧红的才华比许广平高，倒是其次的原因；背后隐藏着更最要的原因：萧红比许广平更加理解鲁迅、更加深入鲁迅的内心--尽管许广平是鲁迅的妻子。
鲁迅上海的家中，常常来很多客人，而只要萧红到来，鲁迅就会开朗、快乐许多，谈兴也很浓。
第一次与先生的见面，是萧红萧军两人一起去的，而此后去得更多的是萧红一个人。
萧红写到一个小小的细节，有一天下午要去赴一个宴会，她让许广平给她找一点布条或绸条束一束头发。许广平拿来米色的绿色的还有桃红色的。萧红和许广平共同选定的是米色的。为着取笑，许广平把那桃红色的举起来放在萧红的头发上，并且很开心地说着："好看吧！好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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