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哥林多后书4：8-9》)
因为我们还拥有爱的能力，因为我们还有获得爱的品质。
宁萱，我读到你对爷爷的描述，就觉得眼前仿佛屹立着一棵青翠的橄榄树，那样优雅、高贵、亭亭玉立，荫庇着沙漠中停息的旅人。
今天，我有了比较多的空闲时间，我接着给你讲述我奶奶的故事。看，我们两人在"痛说革命家史"呢。不过，我们的家史都与那种气势澎湃的"革命"和"解放"的叙事无关，它们像树叶上的纤维一样，有着自己吸取阳光和水分的方式。
我的爷爷和奶奶都是不识字的农民，他们在土地上耕耘过，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值得称道的"丰功伟绩"了--那部庞大的历史书，不会跟他们有丝毫的关系。
奶奶曾经给我谈起过爷爷去世时候的情景--爷爷挽着裤腿，赤着脚，脚上还沾满湿漉漉的泥土。他就那样直挺挺地倒在了泥水里，仰面朝着青天白云。
奶奶说，爷爷真可怜，一生没有穿过一双像样的鞋子。就连结婚的那天，也是穿着向本家兄弟借来的一双布鞋。由于不合脚，他走路小心翼翼的，好像生怕踩死地上的蚂蚁。平时一年四季，不论寒暑，爷爷都是不穿鞋的。不是不愿意穿，是因为穷，买不起鞋穿。
奶奶说，也是因为太穷，给爷爷办丧事的时候，本来想给他穿上一双新鞋才让他入土为安的，但后来实在拿不出钱来。活着的时候没有鞋穿，死了以后也没有鞋穿，奶奶觉得太对不起爷爷了。后来，还是那个本家兄弟好心，送来了当年曾经借给爷爷穿了一天的那双布鞋。尽管已经半旧了，但总算是没有让爷爷赤着脚入土。
奶奶讲述着一切的时候，已经没有了眼泪，她的眼泪在许多年以前就流干了。
奶奶虽然没有读过书、不识字，但她是个聪明的女性。爷爷去世之后，她经受住了这致命的打击，开始为养活三个孩子而操劳起来。她知道，单靠种田的收入，一家四口人是无法糊口的。即使自己顶得上一个男人的劳力，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养活三个孩子。
怎么办呢？靠力气，她比不了大男人；做小生意，却又没有本钱。在那时候萧条的农村里，又能够有多少挣钱的法子呢？于是，奶奶开始发挥自己做豆腐的技术，利用它挣点钱来维持家庭开支。从这一点上来说，奶奶还颇有些"商业头脑"--而奶奶自己说，那还不是为生活所逼迫！
她买黄豆来自己磨，做豆花、豆腐以及豆腐干，用担子挑着到十几里外的镇上去沿街叫卖。还是在做闺女的时候，她做豆腐的绝活就已经远近闻名。她做的豆腐，洁白细腻，香气浓郁。
邻近的几个乡村里，要是哪家人办红白酒席，一定要把奶奶请去，让奶奶指挥女人们做豆腐。在操办宴席的时候，是奶奶最威风也最开心的时候。她是众人瞩目的中心，更重要的是，她能够获得主人慷慨的报酬--给家里的三个小孩带一大碗红烧肉回去。
爸爸说，奶奶外出帮别人做豆腐的时候，也是他和大伯、姑姑三个孩子最幸福的时候。从一大早奶奶出门开始，他们就眼巴巴地盼望着奶奶回来。年龄最小的爸爸，甚至从家门口跑到村口的大槐树下张望，来来回回好几次。
终于，在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奶奶回来了。家里那很少有油荤的饭桌上，居然能够出现一碗油花花的红烧肉，还不把孩子们都馋死了？而奶奶通常都开心地笑着，看着孩子们吃肉，她自己一点也舍不得吃。她怜爱地看着孩子们狼吞虎咽的样子，眼光里既有欣慰，也有歉疚。她想，这些可爱的孩子，应该过上更好的生活啊。
奶奶白天干完农活，晚上又开始推着沉重的磨盘，雪白的豆浆在银色的月光下缓缓地流淌，同样亮晶晶的还有奶奶额头的汗水。她经常要干到后半夜才能够休息。
爸爸曾经对我说，有一天晚上，他突然从梦中惊醒，透过窗户看到奶奶推磨盘的身影，眼泪刷刷地就流了下来。他悄悄起床地来到奶奶身边，要帮奶奶推磨子。然而，奶奶却把他训斥了一通，命令他去睡觉，不要耽误明天的功课。
奶奶在家里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她既是母亲又是父亲。在故乡，孩子们都把父亲叫作"额大"。在故乡，还有这么一个习俗，在没有父亲的家庭里，孩子们一般都用对父亲的称呼来称呼寡母。因此，爸爸从小就叫奶奶"额大"。
那天晚上，爸爸就在被窝里含着泪水发誓：一定要好好读书，一定要考上大学！
五六十年代，正是农村轰轰烈烈"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代，奶奶这个羸弱而刚强的寡妇，居然不把伟大领袖的号召放在心上，依然挑着担子做她的小生意。她心中只有一个真理：要生存，要挣钱，要送孩子念书。
她不知道谁是国家主席、谁是党主席、谁是国务院总理，她只知道：自己是母亲，一定要把孩子养大，一定要让孩子成为读书人。
有一天，奶奶正在镇子上叫卖豆腐。镇上的一个干部盯上了奶奶：这还了得，这个女子公然敢于违背党的政策，搞资本主义的那一套小买卖！他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反面典型，便箭步扑过来，抓住奶奶的担子，口口声声地说要没收。他的口中说着一套又一套的道理，包括伟大领袖的语录，他希望用这些话语来威吓这个愚昧无知的小妇人。但是，奶奶一句也听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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