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不想骗人，但为了活口，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周婆婆感叹道。尽管这么说，谈起婆孙俩乞讨的收入，周婆婆“谦虚”地说，不多，每天30块到80块钱不等，遇到天气好、过节，给钱的就多一些，碰到不好的天气如下雨、天冷，讨的钱就少一些。有时也看运气，有时遇到有钱的，可怜她们的，100块钱的也给过，但这样的时候并不多。婆孙俩的收入，看来和小曹猜测的相当吻合。周婆婆似乎并不知足，说：“比我们讨钱多的有的是！我们这些老年人，人家已经不稀罕了，那些缺胳膊断腿的，他们要钱比咱们厉害！”然后指着小曹的腿说：“像你这样的也行，你也可以要！”小曹不语。
不知不觉我们走到了一片居民区，大概是偏郊的某个村庄。周婆婆指着前方说：“你们俩再不能跟着俺们了，俺们快到家了。”周婆婆说，她们租的是当地村民的房子，和儿子、媳妇一共租了两间，月租是140元钱。我试探地问，能不能让我们进去看一下？周婆婆忙说不行，儿子、媳妇知道了肯定要骂她的，再说这么晚了也不方便。我见周婆婆执意不肯，也只好作罢，和小曹驻足在路口，看着一老一小两人的身影缓慢地拐进一条狭窄的小巷。
大约是深夜11点钟，周围一片宁静。我不知该用怎样的心情去解析60多岁的河南周婆婆和她的小孙女。这里面有酸楚，为一个老人在应该颐养天年的时候却以这种欺骗的手段、令人心酸的方式过着蹲街乞讨的生活而感觉酸楚；但同时也有宽慰，从与周婆婆的交谈中看出，老人的精神状态是愉悦的，甚至以每天能讨取近百元的人民币而感觉自豪。从生存的外相看，她是不幸的；但在精神内层里，她却并不如人们想象般凄楚。我陷入一种认知和评判的悖论旋涡。我想，不能简单地对一种人或一种生活给出一个非此即彼的论断，很多事物本身就是复杂的，如周婆婆，我们不能简单地凭想象或是凭感觉去给她某一种感情，同情她的际遇或是斥责她的行为。但对周婆婆的小孙女，我却始终抱有一种痛切的惋惜和伤感。一路上她有说有笑，帮奶奶回答着各种问题。她天真、活泼，宛如一颗尚在结苞的蓓蕾，在她还未开放的时候便经历了过早到来的霜冻，她还会如期地灿烂开放吗？儿时的经历是会让她日后的成长过程变得更为坚强，还是留下沉痛的难以磨灭的创伤？这一直成为我深深的担忧。
2002年12月5日，当我结束了这段流浪日子，在家思考我所经历的诸多人事的时候，我想起了周婆婆和她乖巧的小孙女。我再次驱车赶往汉口的那个江边村落，挨家挨户地询问，试图找到这家河南人，但始终没能问到有她们婆孙俩特征的人住在那里。她们是搬走了，还是周婆婆故意向我们隐瞒了她们的住址？
那天我本来是想找到周婆婆的儿子和儿媳，告诉他们在武汉漂着的日子里，也还是可以把孩子送进附近的某个小学校的，毕竟孩子的未来比讨到很多很多的钱更重要。我不知道对他们讲这些起不起作用。那天我找了一个下午，但结果谁也没找到。
第四章 猴子
1、流浪者的“床”
——他是这个地盘上的老大：“9岁我就出来混了，我在城里呆了20年！”
——深夜，他唱着自己编词的歌曲。如果从小能受到和现今许多孩子一样的教育，如果我们的社会再亲善一些，他肯定不是现在这样。
——嫖妓，是这个29岁的流浪汉解决自身生理问题的惯常手段。
流浪者的“床”
已经是深夜11点钟，黑夜的静寂和寒冷笼罩着我和小曹。
我开始担心起晚上睡觉的事，流浪的第一夜我们会宿在这个城市的哪个角落？还有，会不会很冷？问小曹，小曹似乎对这事早有考虑：“走，到航空路，好多赖子都在那里睡！”
在公汽站点等了半天，已经没有到航空路的公交车了。小曹说算了，别等了，我们走过去吧。从黄浦路江边到航空路要经过大半个汉口城区，有七八里的路程。我和小曹提着包裹，星夜兼程，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达了目的地。站在子夜的航空路口，我已经一身疲惫，脚在鞋里疼得厉害。问小曹，他却笑嘻嘻地说不累。我想这可能就是流浪汉的看家本领，城市之大，大不过他们的双脚。
我跟着小曹，径直来到附近华中科大同济医学院的门前。虽然是深夜1点钟，大学门前的大排档依然灯火通明，三三两两的客人在那里闲散地喝着啤酒、吃着夜宵。在大学校门左侧的一片空地上，小曹寻找了半天，一脸失望地对我说：“他们搬走了。”小曹所说的“他们”，是指一年前我们曾在这里遭遇过的“黑哥”以及“老大”那一帮乞丐。
小曹转而笑起来说：“太好了，这个地盘以后就归我们了。这里晚上睡觉可舒服了，没有风，又安全！”说着，小曹打开随身的袋子，从里面抖出一条叠成方块的宽大床单，又拿出一沓厚厚的磨了毛边的牛皮纸。然后对我说“等等”，起身跑向对面的一家还亮着灯的商店。
很快，小曹从商店里出来，怀里抱着两个废弃的纸箱子朝这边跑来。他一脸欢笑地说：“那个店里的人我认识，我朝他们要的。”然后把纸箱子撕开，分片铺在紧挨一处花坛的地上，又在上面垫上牛皮纸，就这样做成了一张“床”。小曹颇有成就感地对我说：“今天晚上不会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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