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也不客气，带着孩子和我一起出门找了家小餐馆。小张说炒菜贵，他坚持点了三盘炒粉。
吃饭时，我问小张的工作。他只是故作神秘地说自己在帮别人打工，做一种技术活，至于什么技术活，他说要保密，薪水很低，每月也就800元钱，除去吃喝、住店，没多少节余。他说，半年前刚来武汉时，他曾在一家医院康护中心做过康护员，一个月540元钱，因为薪水实在太低，他才改做“技术活”的。
为了试探小孩到底是不是老陈的，我对老陈说：“您应该送孩子去上学，耽误了他可是一辈子的事。”
老陈干笑了一下，没有做声。一直没有开口的小孩却说话了：“我不想上学，我要在这里玩。”
趁小张和老陈倒茶的间隙，我俯下身套小孩的话：“你一天可以赚多少钱呀，小朋友？”
“我不晓得，他们把钱给我的爸爸和妈妈。”那孩子天真地说。
果然！孩子不是老陈的。我接着问：“那你爸爸妈妈在哪里？”
孩子刚想回答，看看小张和老陈已经回来，就闭嘴不做声了。
4、“冤家”路窄
吃完炒粉，小张和老陈并没有回到招待所，而是朝另一条巷子里走去。我问他们去哪儿，小张说去另外一家旅社，看他的另外几个老乡。我说你有多少老乡在这里，他说现在不多了，只有十几个。我说闲着无事，跟他们一起去看看。
小张带着我们走进了附近的一家旅社。在里面一个房间的床上，躺着两个人，我抬头仔细一看，不禁吓了一大跳——
那两个男子中的一个，分明就是一个星期前在佳丽广场前跪着磕头乞讨的胖中年男子！我一愣，想回避来不及了。干脆镇定下来，装作不认识他，与他们两个人打招呼、递烟、点火。
我一坐下来，那胖中年男子就对我开了口：“老板，我认识你，你好厉害的。”语调完全不像初次遇到时的孱弱，吐词清晰且话语犀利。
我还是装作莫名其妙地问：“你叫我老板？我想你认错人了。我是打工的，不是老板。”
胖中年男子说自己绝对没有记错，他对我有深刻的印象，并说出了“佳丽广场”四个字。他一再强调，对我们做“记者”的很敏感，所以我不用装糊涂了。房间内其他人一听我是“记者”，都不再做声，只听着我们两个讲话。
我问胖中年男子贵姓，他说既然我了解了他们的很多事情，并“打”到了他们的老巢，姓什么就没有必要知道了。然后他很伤感地讲起自己的家庭情况。两年前，他花3000多元钱，买了一个四川子(方言，指四川女人)，可那个子生了一个小孩后就跑了。家里田地很窄(少)，收的粮食不够吃饭的，上有几十岁的父母，下有嗷嗷待哺的孩子，不出来搞几个钱怎么办？其实他也是没有办法，谁愿意不要人格，在街头作践自己呢？这且不说，跪着磕头非常累，每天膝盖都跪肿了，腰也很酸疼，头经常痛。尽管这样，为了生活，只得忍受着身体的折磨。
房间内只有他一个人在倾诉，我们都默默地听着。他说完这些，叹了一口气，继续说：“我每天都看报，我晓得很多法律方面的事。我们只是讨几个生活费，并没有犯法。我并不怕你曝光，你想报道就报道呐！”
我知道此时跟他解释我是不是记者，为什么要跟踪他们意义都不大了。我说，你们讨钱并没有犯法，不错，但以小孩子为借口欺骗别人，这种做法就不对了。在法律上，这就属于诈骗了，是要负法律责任的。那男子不语。
我问：“那些孩子都是从哪里弄来的？”
胖中年男子回答：“反正我们也准备离开了，武汉现在不好混，说给你听也无所谓。我们许多人带的孩子都不是自己的，而是向同村左邻右舍借的，每天要向他们家长交10元钱的租金。”他边说边露出一副轻蔑的笑：“这些城市人一个个都是傻×嘛，哄了他们还不知道！”
原来如此！难怪这些孩子和大人之间总是若即若离，缺少一种显而易见的亲缘关系，原来他们是被人利用来骗钱的一种道具！
胖中年男子还说，武汉市几乎所有磕头的乞丐其实都是他们一伙的，都来自安徽淮北，最鼎盛时曾有三四十人，白天分头“工作”，夜晚就都回到这一片居住地。这段时间因为武汉要召开“两会”，且快到年关，对他们的管理严起来了，有一部分人已经转移到其他城市去了。
为了不暴露身份，他们“磕头帮”内部约定，凡有人打听他们是哪里的，就都统一口径说是河南的。他们还分工协作，将武汉人流集中的地区分成片，每个片划给不同的人，以免内部产生“冲突”。
谈起收入，胖中年男子也不掩饰，说每个人、每天的“收入”都不等，好的话一天可以搞几百元钱，差的话只能搞几十元钱。这一“行”，相对于其他的乞讨形式而言，他承认是属于“高收入”的一类。
“但我们也很辛苦，每天磕完头后，脖子都快要断了。”胖中年男子一说，屋内其他人也都纷纷为自己叫起苦来。看着这些身强力壮却又显得灰暗萎缩的男人，我不知该对他们抱以同情，还是该用另外一种心情或态度去审视他们。
晚上，回到招待所，躺在床上，我一直在想着这群磕头的乞丐们，不时有一些酸楚的味道涌上心头，为这些跪地磕头的七尺男人们，更为那些被父母租给他人充作乞讨工具的孩子们。然而一想到那些广大的、因被蒙蔽而施舍给他们的善良的人们，我的心头又立刻填满一些叫作“义愤”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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