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2001年上半年，老凌在汉口新华路流浪时，曾和一个30多岁的女人发生了一段恋情。老凌讲，那段时间他总看到一个女人，背着一个包，坐在新华路长途汽车站候车大厅的凳子上，目光呆滞地注视着进进出出的旅客。一连几天都在那里，不吃不喝，也不像买了票要乘车的样子。凭经验，老凌判断这个妇女是外地人，很可能是想回家却没有钱。
他主动上前搭讪，并请她吃了一个盒饭。开始那妇女对他很警惕，不太和他讲话。但发现他没有恶意时，终于告诉他，她是湖南湘潭人，三个月前因和老公拌嘴，一气之下撇下儿子到武汉打工，但不幸的是，遇到了一个“黑心”老板，做了三个月不但一分钱不给，还经常调戏她，令她难以忍受。现在她又想儿子了，想回湖南老家却没有钱，又没地方住，所以只好等在汽车站里。
老凌不失时机地安慰她，并带她到小南湖洗澡，然后带她到中山公园里去散心。那女的说老凌虽然身体不好，但心地善良，是一个好人。老凌觉得一切水到渠成，就这样在公园里度过了他们的第一个共同之夜。第二天，老凌就在汉阳花80元钱租了一间房子，和那女人住在了一起。
从此，老凌到外面去“衔食”，女的操持着家，两人俨然一对夫妻。而老凌呢，觉得又回到了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可惜这样的日子只过了两个多月，一天，那妇女说想念儿子，要回家。老凌一直担心的事情发生了。说实话，虽然两人在一起的时间不是很长，但老凌对她已产生了很深厚的感情，但毕竟是人家的老婆，总是会走的，只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老凌心里酸酸的，难过得要哭。
经过一夜的思考，老凌决定放行。他拿出捡垃圾和偷东西换来的积攒了4个多月的350元钱，给了那个女的。对方捧着钱，刹那间感动地扑到他怀里痛哭起来，并抽抽噎噎地说：“我回家，我男人要是再打我，我就带着孩子跑过来跟你！”但回家直到现在，她再也没有来。
说起这段往事，老凌很伤感，语气十分低沉，燃起的烟一直没有抽，烧到烟蒂烫着手才丢。我明白，在他的心目中，这个女人的地位比曾经的妻子还重要，尽管从道义上来讲，二人的行为都有不尽合理的地方。
我见老凌还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便劝他：“老凌，也许她来找过你，而你却搬家了呢。没有必要再伤感了！”
老凌听了，马上回过神来，并很快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有什么好伤感的？女人嘛，有缘分就碰到一起了，没有缘分一辈子也不会相见。再说，天底下女人多的是！”说完，他双手交叉往袖子里一笼，眯起眼睛靠在墙上。我识趣，悄悄地起床，买东西做午饭。
4、“乞丐大盗”的“坐车经”
2002年11月25日，这一天，是我和老凌在一起生活的第7天。晚上，我回到我们的小木棚，一进去就闻到一股酒气，老凌正和一个乞丐在那里喝酒。见我回来，他忙向我招呼：“来得好，一起喝一杯！”
桌上的菜挺丰盛：有千张结，有花生米，有蚕豆，有豆瓣酱和大葱，还有一袋子馒头。老凌边拿大葱蘸豆瓣酱往口里送，边大声对我嚷：“老弟，今天是老张请客，专门为我送行的，你可得多喝几杯啊！”老张是指旁边的那位乞丐。
我听老凌说“送行”二字，觉得突然，便问：“是谁要走？你吗？要到哪里去？”
老凌说：“武汉的冬天特别冷，我怕冷，准备到广州去，再说，那边也好讨钱。”我猜想老凌是不是在骗人，因为此前他并没提起要走的事，有可能是为了诈同伙让他们请吃饭而故意找出理由。老凌是这一堆乞丐群的“老前辈”，看到哪个“发财”，他常常会借故宰上一刀。
我坐下说：“来来来，我们一起喝！”老凌拿起酒瓶，给我倒上一大碗。
我已经习惯了听乞丐说哪个要走，因为流浪漂泊是他们固有的生活形态。但他们平常都是北上或到中原内地，因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对乞丐的管理相对要松一些，南边广州、东边上海，据说管理是相当严的，乞丐很难混到饭吃。
老凌却说：“鱼有鱼路，虾有虾路，有人管理就不到大街上去讨，专在小街小巷活动，那儿没有人管！”他还说，他以前多次到广州去，都是这样生存的，从来没被人抓过。
旁边喝酒的老张开腔了，说：“我们也不想在武汉混了，但是到广州的车票得200多块钱呀，有这些钱还不如在武汉好好过个年！”
老凌手一摆，说老张外行，不像个在外面混的。“哪要那多钱？花30多块钱，外加一瓶酒，我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到广州了！”我知道，老凌现在手头上大约也就30多元钱，前几天他还是把火车站附近的那批钢管偷了一部分卖了。
老张说老凌在说酒话，花30多元钱，加一瓶酒是怎么可以到广州的？哪有这容易的事！
卖了一阵关子，老凌开始讲授他的秘诀：“在武昌火车站买一张到咸宁的车票，上到广州的车。上车后就喝酒，喝得醉醺醺的。乘务员看喝醉了，一般都不会查，如果一定要查，我就装疯卖傻。”说完，还很不屑一顾的样子，“那些人好对付得很！”
老张伸大拇指，连说佩服。我又问：“那出站怎么办？出站要查票的。”
老凌“哈哈”大笑道：“这你就傻了，我以前坐车从来不到广州，广州是查得比较严。我在广州前一站下车，一般小站都查得松，然后我再流浪到广州。怎么样，我的办法还可以吧？来，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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