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平坐下以后才开始有点儿小哆嗦，他继续泡他的方便面。
床单上有个45码的大鞋印，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踩上去的。
那个男人的T恤上印着林肯公园的大logo……如果他是个喜欢听林肯公园的社会大哥该多好玩儿。
路平和我聊起一个住地下室的女人。
她在忽闪忽闪的灯泡下拦着他，丰满的胸部几乎贴着他，湿漉漉的香味像只小手，从耳后挠着他。
女人搓着手，手心里都是汗，欲言又止地和路平面对面站着。
她说她想回一趟老家，但没钱了，实在是没钱了。
她说：你来我屋，200就行。
他不接话，低头侧身挤过去，潮湿的地下室通道，满墙的青霉。
她在背后弱弱地轻喊：那你有多少？
刻意压低的嗓音里，有种委屈的嘶哑。他回了一下头，犹豫了一下，似乎被那个声音撩起了一丝生理反应，她乳沟间的阴影里藏着红线吊着的小小护身符……路平到底还是走开了。
有一次，路平和我聊起这个女人，说：听说她的梦想是当个出人头地的演员。我问：胸大吗？漂亮吗？
他没直接回答，说：后来在一个网络视频里见过她……是个南方姑娘。
路平说，那个南方姑娘在他第一天搬进地下室的时候给过他一只水果，香气四溢，但叫不上名字，听说是她家乡的特产。
她说：你猜猜该怎么吃……
（三）
六个月的地下室生活后，路平得了脚气，手上也开始脱皮，他的床太低，被湿气贯穿了身体。
音乐就在这一片潮湿里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路平开始一首接一首写歌，他会弹吉他识谱，满墙都用图钉钉着他写的歌。
不知道为什么，忽然之间有那么多的话想唱出来，他几乎一天一首地写，高产的时候连词带曲一天三首，写好了就随手钉上墙，地下室潮湿，字迹几天的工夫就晕染出毛刺。
纸张也被水汽吸附得死牢，像用糨糊粘在上面一样。
路平把四面墙糊得满满当当，开始尝试以音乐为生。
他一开始是卖歌，后来给人兼棚、帮忙编曲。
其间陆陆续续加入了一些乐队，自己也组建过一些乐队，大体经历和其他那些混迹北京的地下音乐人没什么太大区别，无须多提。
西安盛产好歌手，就像山东淄博盛产乐手一样。地下半地下的音乐人们有着自己的一套江湖规则，彼此之间习惯了帮扶。所以路平基本饿不死，但也吃不饱。
有时他跟着乐队跑酒吧演出，舞台上制造出来的最大响动，也干不过台下的一片骰子声。偶尔开个小专场演出，来的人一边听一边玩儿手机，嘀嘀声飞镖一样扎进吉他的和弦里，那时刚开始流行彩信，人们尚未习惯静音。
乐队不出名，没什么人尊重他们。
有一次他在台上唱一首写母亲的歌，台下两人旁若无人地热吻，令人发指地乱摸，旁边有人在起哄：挤出啥来了，找个杯子接着……
他停了吉他，怒形于色，骂道：贼你妈！还要不要好好听歌。
话音刚落就飞上来一个酒瓶子。
老板扔的。
瓶子擦着头皮在墙上，溅湿了路平一背，全是混着玻璃碴子的啤酒。
这个世界怎么会是这样的？
他愣在台上，感受着湿漉漉的后腰，打死也想不通。
他看着老板，老板不看他，老板在安抚客人……老板之前也是搞乐队的，不怎么拖欠工钱，一直对路平他们挺客气。
路平后来说：他那天要敢砸在我琴上我和他拼命。
那家酒吧的老板后来做得很大，后来开的酒吧，算是京城乐队演出酒吧中数得着的大场子。我有一次碰巧和他坐在一张桌子上吃火锅，我倒了两口杯牛栏山摆在他面前。
我说：我有个结义兄弟叫路平……
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低头端起杯子，一仰头干掉一杯，一仰头又是一杯。那天涮的是锡林郭勒的好羊肉，我吃了两筷子就没了胃口。
我和他挨着坐着，都挺难受。
乐队最穷的时候一天吃一顿饭，5个人吃一小锅挂面，打一颗鸡蛋进去，捞起来全是沫沫，鸡蛋是臭的，没人想浪费，就那么吃了，盐都没有。
吃完了接着排练。
盛鸡蛋的U形纸壳糊满天花板，死闷的小屋里棉被挂在窗户上隔音，8月底也不敢掀开，不能扰民，尤其不能扰了隔壁大婶子。
北京城的中年妇女比一般的饶舌歌手厉害多了，你扰了她睡午觉，她能不带脏字地把你寒碜进旱厕坑里去。你稍微和她顶嘴两句，她立马敢电话招来戴大檐帽儿的查你的暂住证，反正你又不是她儿子，把你发配通州去筛沙子，你妈心疼，她又不肝儿颤。
她不肝儿颤，有人肝儿颤，那些热爱摇滚乐的姑娘，或者说，热爱摇滚乐手的姑娘，善良的傻姑娘喜欢装糙，眉飞色舞地抽着万宝路，张嘴就是一连串的乐队名字。她们表现出来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和人舌吻，她们说真爱是个屁，从头到脚的满不在乎。她们有时候喜欢落魄的摇滚乐手，或者落魄二字本身……曾经一度，我和很多人一样啧啧称奇地把她们这样看待。
第一年雪山音乐节的时候，我和路平遇到过一群彪悍的女摇青，喜欢乐手超过喜欢音乐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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