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事后有没有报复他？”
“傻子才会去报复他！他那幅天不怕地不怕的崛脾气，带人去报复必然要出人命案，那样我也脱不了干系。我们只想发财，并不想和某人赌气拚死活。其实干我们这行的秘诀有一个，那就是识相，码头不是打出来的，而是看出来的，每次选择的对象最好是胆小怕事的，自尊心强的最好莫惹，不小心惹上了要即时缩手，那样才不会栽跟头。刚出校门的小流氓不谙此道，绝果没几天就栽了。”
…………
这个头目被判了枪决。公判会那天，我身边的一个老头声泪俱下地喊杀得好杀得好，人民政府万岁。我问他何以如此激动，他说这家伙丧尽天良，当着他的面把他女儿强奸了。我问他当时是否在场？他拍胸回答说在场，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坏蛋强奸他女儿长达一个小时。我再问头目可曾绑他，他回答说没有；又问他身旁可有凳子木棍什么的，他说有，不但有凳子木棍，还有锄头。
“那你何不称他施暴时一锄头挖在他的头上？”
“我哪敢呀？他是出了名的流氓，他会报复的。”
看到这样的国民，我当时的气不打一处来，劈面一巴掌打在他的老脸上。
“你也算人！你比那坏蛋更该杀！！！”
因为中国有如此多的老实人，所以才造就了如此多的暴徒。国民一直在恃强凌弱的暴徒和忍气吞声的老实人两个极端徘徊，敢于反抗强暴又奉公守法的现代公民则少之又少。
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一下：老实和诚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国人的爱撒谎和不诚实也是举世皆知的，别以为老实人会说真话，老实人一样在撒谎，一样不诚实，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们更没有勇气说真话。
在外族入侵民族危亡的关头，老实人往往最容易当汉奸，都是恭顺的亡国奴。他们宁愿妻子儿女被外敌凌辱，也不愿奋起抗暴向侵略者讨还尊严和公道。所以老实人不可能成为民族英雄。
在本文将要结束之际，我要郑重地申明一个观点：别以为糊涂老实不是缺点，它对人类文明的危害与邪恶是不相上下的，暴政多半和低素质的老实人群相伴而生。中华民族要想在已知世界立于受尊重的不败之地，就不可再偏爱老实人，最好和老实的国民告别！
四、中国人认识上的四大误区
（一）、为人不当官，当官是一般，世上没有不贪的官，贪污是不治之症。
中国官场的腐败病症是无孔不入的，官吏的贪污受贿几乎成了带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在清帝国时期，贪污受贿不是有和无的问题，而是程度轻与重的问题，以致英明的康熙大帝说出了这样的肺腑之言：“绝对不贪的官一个也没有”。新世纪的中国如果不当机立断对贪官重拳出击，任腐败现象滋长蔓延，也极有可能在文明的治世再次验证康熙大帝的“至理名言”。
吏治腐败在今天的中国已经远远超出了主流媒体所说的“极个别”现象，真实情况也许要严重得多，部分地区甚至发展到司空见惯的地步。国民对贪污受贿不但见怪不怪，不再对腐败现象义愤填膺，相反还给予不同程度的理解和认同。在国人心目中，当官就会贪污受贿，就会以权谋私，不贪不占的官是没有的，不但现在如此，过去也是如此；不但中国如此，世界上各国也是如此；总之天下乌鸦一般黑，贪污是不治之症。如果当官没有诸多好处，谁会削尖脑袋甚至不惜付出巨大代价住官场钻呢？
国民的这种认识与实际情况显然有很大的距离。中国的官场腐败确然是一个带普遍性的社会和历史现象，但并非没有例外。唐帝国实际上的开国皇帝李世民（名义上为其父亲李渊）就曾建立了一个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贞观王朝”。今天的中国也并非没有不贪的官，只是国民不敢相信而已。他们的眼睛看惯了太多太多的腐败现象，结果对正常现象反而不适应或不敢相信。今天的世界也有不少文明程度很高的国家基本上消灭了贪污。在西方的英、美、德和东方的日本、新加波，政府建立了一套完善且卓有成效的监督体制，有效的防止了腐败现象的滋长和蔓延，官吏要想贪污受贿而不被发现是很困难的。当内地的国民对愈演愈烈的司法腐败摇头叹气时，同样是中国境内的香港警察却是东方世界最优秀的警察。贪污受贿也并非是不治之症。英国在推行“公务员制度”以前，各级公职大多是政府官员安置亲信的机构；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实行公开平等竟争性考试选拔文官后（英国的公务员考试面向全民开放，三轮车夫也可参考，没有等级森严的资格审查），这种现象就很快在政府绝迹。五六十年代的香港，腐败现象也曾是骇人听闻的。到了七十年代，政府建立了真正的“廉政公署”（不是作幌子、创收或安置亲信的机构），下决心大力打击腐败，结果只用了几年的时间就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效。官场腐败现象下降了九十多个百分点，并且效果一直延续到今天。
这里所说的基本上削灭了贪污，是指贪污现象少之又少，贪污的数量也很有限（一年的非法收入不会大于贪官一年的薪水），并且很快被发现并受到毫不留情的膺惩，连续作案几乎不可能；并不是说完全没有贪污受贿现象。
经常听到国民议论尼克松的“水门事件”，说外国的腐败更严重。有一次我撞见一个知识分子对此事大发感慨，就问他知不知道“水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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