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的涉外事件中，中国人是不是该理性一点。中国已迈进了国际大家庭的门槛，是到了全面且客观地认识外国人的时候了。
（三）
中国人仇外心理的危害是深重的
(一)、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使中国游离于国际大家庭之外。
基于文化和历史的原因，中国的现代化较之文明国家起步要晚得多，且前进的道路山重水复，一次又一次地停滞甚至大踏步地后退，结果使当年世界上的超级强国加速度地下滑为“发展中国家”。上世纪后期，中国有责任心的领导人终于认识到现代化的紧迫和必要，再次把中华民族强制性的推上现代化的末班车。新世纪拥有“新思维”和国际战略眼光的“新派”领导人则企图把中国的现代化纳入理性发展的轨道，在推进经济现代化的同时转动了政治现代化的钥匙。当站在民族潮头的有识者努力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时，一定会强烈感受到来自国人仇外心理的顽强阻力。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之所以会出现反复甚至倒退，国人的仇外心理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在整个二十世纪，当中国的现代化出现停滞甚至倒退之时，多是狭隘民族主义者在中国的泛滥之时。文革时期中国的现代化不但出现加速度地倒退，国民经济也濒临崩溃的边缘。文革的十年恰好又是中国的狭隘民族主义者掌握政权。他们居然把六十年前触犯全人类共愤的义和团的行为照搬过来，再一次地煽动起非理性的排外和仇外风潮。有关外国的东西被一概否定和抹杀，只差没有象义和团一样杀光国内所有的外国平民。并首次给扫入历史垃圾堆的“义和团运动”涂上一层荣誉的光圈，称之为“反帝爱国运动”(文革以前的中国主流文化对义和团运动一直持否定态度)。仇外的果实是中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在中华民族的肌体上刻下了百年难以逾合的伤痕。不但现代化的成果全部付之东流，中国又一次回到"孤立"状态，再度游离于国际大家庭之外，经济的崩溃和文化的阉割使中国回来了氏族时代的野蛮社会(文革后期的中国和远古的氏族社会在很多方面很相似)。
中国因为现代化起步较晚的缘故，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引用外国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知识，最大限度地利用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用外来的文明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如果我们盲目地仇外排外，为了一点偶然或局部的“涉外摩擦”大做文章，不分青红皂白地搧外国人的耳光，外国人就是想帮助中国的现代化也会“知趣”地退出。没有文明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知识；不借鉴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中国现代化的步子就会大大放漫，甚至会出现倒退。我们必须认清今天的局势：不是外国(此文的外国多指发达国家)更多地有求于我们；而是我们更多地有求于外国。既然是这样，我们就不应在外国人面前过份地摆架子要面子或横挑鼻子树挑眼，那样受害的只能是我们自己，外国最大的损失就是不和你打交道。当你试图帮助一个弱者时，如果被助的一方对你满怀敌意，你还会帮助他吗？除非你是白痴，否则你就会叹口气走开。
(二)、"冤杀"对国家民族真正有责任心的社会精英。
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出现了一大批既了解中国又了解世界的民族精英，其中不少精英对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责任心，并为中华民族的强大和唤醒中国人的“灵智”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令人痛心扼腕的是：精英的努力收效甚微，因为他们经常被狭隘民族主义者当成首要的敌人，结果在辛苦操劳一夜之后，早晨醒来时突然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地被国人地指斥为“汉奸卖国贼”而“出师未捷身先死”。慈禧太后的屠刀下漏网的“维新志士”(老太婆只杀了六人)，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全成了打着爱国旗帜的暴民的刀下之鬼。在和民族精英的交锋中，狭隘民族主义者总是轻而易举地站在胜利的一边，因为中国人的仇外情结帮了他们的忙，他们的身后有广大的同盟军；相比之下，民族精英大多是寂寞地孤军奋战。不过民族主义者胜利的果实是苦涩的，中国在他们胜利的鼓乐声中大踏步地后退。部分民族精英死不瞑目的是：他们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得到他们挚爱并为之献身的国人的理解，还要继续承担"汉奸卖国贼"的罪名被正统教科书"批判"和唾骂。
晚清的自强名臣李鸿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是清政府的高官显宦，在中国特有的官场不可避免地会沾染腐败气习；但和其他官僚比起来，李鸿章的见识和眼界要高出同僚许多；对中华民族的责任心也要多一些。在晚清整个的官场中，李鸿章承担的骂名比其他官员的总和还要多，并且被后世的国民连续骂了整整一个世纪。李鸿章的不是因为他身上的官僚习气而挨骂；相反是因为他身上的优势而挨骂。他的罪名除了奉政府命令签订“马关条约”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对西方各国有更多的了解，对外国人有较为中肯的认识，和外国人较为合得来，在重大的外交事务中比同僚更能得到外国人的认同。签订“马关条约”并不是李鸿章的过错，他只是奉命行事。如果中国军队能打胜仗，李鸿章就是白痴也不会背负千古骂名。李鸿章能得到外国人的认同并非他拿国家民族的利益作个人交易；而是因为他比其他官僚拥有更多的国际知识，在涉外事务中较为明白事理，在外国人看来是一个较为理想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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