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辉煌变法，奠定了中华民族作为世界强大民族的基础。这次变法的意义是深远的，没有这次变法，秦王国就不可能强大，更不可能完成统一中国这样的浩大工程。中国将陷于永远的分裂，将永远失去作为世界超级强国的机会。令人痛心的是，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成功变法，在以后的两千三百年中，中国也曾多次作过变法的尝试，但结局都是失败的。主要的原因有二，一是两
百二十年后汉武帝刘彻采用儒家学者董仲舒的建议--"罢黩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儒家学派的基本思想是尊祖复古--至低也要维持现状，主张祖宗的法度不可更改，对任何形式的变革都深恶痛绝。儒家学派申称"利不十，不变法"，也就是说你要变法可以，但必须有百分之百的好处，一点坏处也不能有，否则你就得老老实实地遵守祖制。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清楚，世上没有百分之百完美的法制。生儿育女是件好事，可生产时难免疼痛，产妇甚至会死亡，如果因此拒绝生产，人类就绝种了。其实只要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利益，哪怕是百分之五十一的利益，就是一种值得推行的进步制度。儒家学派的这种主张等于是不要变法。二是公孙鞅的改革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他个人的结局令人沮丧。丧失既得利益的人类渣滓，对改革的倡导者公孙鞅等人恨入骨髓。纪元前三三八年，英明伟大的嬴渠梁过早地离开人世，他的儿子嬴驷继位。怨声载道的时代落伍者，包括嬴驷的皇家教师公孙贾和嬴虔，象挣脱铁链的疯狗一样乘机反扑，指控公孙鞅谋反，公孙鞅在出逃时被抓获，绑赴咸阳五马分尸，家属全部处斩。儒家学派一直用这个悲惨结局，告诫后世的政治家，万万不可变法。因为儒家拒绝变法，中国失去了自我更新的机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周而复始的残酷内战，给生产力造成巨大的破坏。中华文明不断在血腥中解体，又在废墟上重组，永远得不到提升。结果中国由世界上的超级强国堕落为最不文明国家。
两千二百年后的十九世纪，日本帝国效法公孙鞅，实行变法，即著名的"明治维新"。使一个跟当初秦国同样落后的古老日本，也魔术般地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有一则事例可以说明日本当初的落后程度，那时的日本离文明是如此的遥远，国民连姓都没有。明治政府觉得这太没面子了，下令所有的日本人必须给自已取一个"姓"。很多日本人不知道"姓"的实际意义，为了敷衍政府，就把自已的居住地点作为自己的姓氏。居住在山谷和原野接壤处的就姓"山口"；四周被稻田环绕的就姓"田中"；傍边有一株藤本植物的就姓"伊藤"；屋后有一棵大松树的就姓"松下"；不是松树而是杉树就姓"高杉"......由此可以看出"明治维新"对日本的贡献非语言所能形容。
历史显示一个定律：处在巨变的时代，有能力彻底改变的国家强，改变而不彻底的国家乱，拒绝改变的国家则继续没落，直至灭亡。下面我再展示两个改变不彻底和拒绝改变的事例。
二
历史的车轮运转到一０六九年，立国一百多年的宋王朝酝酿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变法运动。
这次变法的总设计师是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王安石。他不但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还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家，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
这时的宋帝国和纪元前四世纪时的秦王国处境差不多，沉重的内优外患使他高度疲惫，象一个行将就木的病夫苟延残喘。首先，宋王朝是靠军队统帅发动军事政变建立起来的，因此特别担心别的武将也依样画葫卢调转枪口，不断做着随时被兵变推翻的恶梦。这恶梦使宋政府除了努力防止军队叛变外，其他什么事都不能做。为了防止武将发动兵变或拥兵自重，宋政府把武装部队的精锐--"禁军"全部集中在首都开封；而把老弱残兵--"厢军"驻防各地维持地方治安。遇到战争，即由中央临时委派一位文职人员（甚至由宦官）担任统帅，率军出征。负责实际作战的将领也出于临时委派，他们虽然是职业军人，但对所统领的部众一无所知。战争结束后，统帅把兵权交出，将领调往别的单位，士兵返回营区。这种军事体制虽有效地防止了"陈桥式兵变"，但极大的伤害了军队的战斗力。一旦发生外族入侵，等驻在首都的国防军赶至千里之外的边界时，敌方已取得了足够的战果，我方的军队则疲惫不堪。由于统帅与将领不熟悉，将领跟士兵不熟悉，再多的部队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不但不能担当攻击，连承
受大的打击都困难。尤其致命的是文官担任统帅，让这些胆小怕事的书生指挥腥风血雨的战争，实在是和他们的"勇力"过不去。因此宋帝国在对外战争中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王朝建立初期，和北方契丹民族建立的辽帝国发生了多次战争，每次都是以宋帝国的失败而告终。一００四年，辽帝国大举南征，一路势如破竹，深入五百公里，一直打到距宋帝国首都才一百公里的澶州。宋帝国朝野震动，群臣们除了想到迁都躲避外别无他法，多亏宰相寇准力排众议，劝皇帝御驾亲征，在澶州和辽帝国签订"澶渊之盟"，每年向辽帝国进贡银币十万两，绸缎二十万匹买得暂时苟安，宋帝国才避免了过早沦为亡国奴。当宋王朝惊魂未定想坐下来喘口气时，西北又出现了更大的威胁。一０三八年，定难军区司令官李元昊被宋帝国对辽战争的丑态所鼓舞，宣布脱离中央，自称西夏帝国皇帝，并对宋帝国发动一连串不停止的攻击。宋帝国对这个小而且贫的叛徒的自不量力自然不能容忍，发动大军讨划。双方的实力是如此悬殊，宋帝国的军事经济实力比对方高出百倍，但战争的结果却是宋帝国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一败再败。在每战必败的情势下，宋王朝只好在一０四四年正式承认西夏独立，并每年向这个不起眼的小国进贡绸缎十三万匹，银币五万两，茶叶二万斤，但为了面子对外宣称是"赏赐"。到了王安石开始变法时，宋帝国已四面楚歌，国土一天天萎缩，四周全是虎视耽耽的强敌，他们的胃口随着宋帝国的衰落而日益加大。其次，宋王朝为了防患行政和军事将领权力过大，特设置一些职能互相重叠的机构，且一个职位委派几个人互相牵掣，互相监督，造成政府官员数量急剧膨胀，吃"财政饭"的人越来越多，国家的财政负担日益加重，对人民的盘剥也越来越残酷，人民的不满也越来越深，表面平静的帝国成了一座冰雪覆盖下的火山，大规模官逼民反的局面已经形成。再次，宋王朝依靠文人治国，自汉武帝刘彻"罢黩百家，独尊儒术"后，中国文人所学的知识仅限于儒家的"四书""五经"，知识面相当狭窄。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心胸狭隘，不辩轻重是非，且勇于内斗的劣质，没有能力包揽富国强兵的重任。儒家思想到了宋王朝已开始僵化，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合理内核也变得不合时宜，于是这种本来很保守的思想变得更为保守。用这种思想武装起来的知识分子也因此作茧自缚，安于现状，固不自封，没有进取精神，过一日算一日，过一天算一天，不知道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是什么。当宋帝国已大厦将倾时，这些执掌国家政权的文人还意识不到即将来临的危险，或者意识到了而故意蒙上眼睛，依旧在哪里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论不休，依旧在哪里结党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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