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大勇的杰出政治家。王安石早在十一纪就提出由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时的欧洲尚停滞在中世纪的黑洞里），在中国推行现代化的改革，比十七世纪西方才开始的资本主义化要早六百多年。如果这项改革成功，今天的中国在人类世界的位置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令人痛心疾首的是：王安石的真知灼见不为当时的无聊政客和平民百姓所理解，他就象一个寂寞的智士仁人一样在朝野找不到支持力量。要完成这样浩大的的政治工程，改革者必须具备三个要素：一是拥有推进改革的无限权力；二是坚定的意志；三是很高的个人声望。后两个要素王安石都具备，大诗人的气质和政治家的胸襟给了他多彩多姿的个人魅力，但恰恰缺少第一个也是致关重要的要素。他的政治后台赵顼虽然大力支持他的改革，但支持力度比秦孝公嬴渠梁对公孙鞅的支持力度要小得多。嬴渠梁敢于把抵制变法的儿子也是帝国继承人施以重惩，赵顼则连把破坏变法的普通官员逐出政府都办不到，只是把他们贬出中央，贬到地方上担任地方政府行政首长。问题就发生在这上面，因为新法所有的改革，要完全靠地方政府执行。由一批反对新法的官员负责执行新法，不可避免地，他们用种种方法加以破坏，故意迫使农民痛恨新法，以证实新法的罪恶。如变法开始时，中原地区恰巧发生一连串旱灾（中国人太不幸了，这样的悲剧性巧合在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这本是不可避免的天灾，是上帝对即将走上好运的国家和个人的考验，与新法的实施无关；但反对新法的旧党却认为与新法有关。在他们的精心策划下，开封安上门官理员郑侠把饥民流亡的情形绘成图画，呈送给赵顼和他的母亲高太后，宣称这就是变法改革的结果，如果不马上停止变法改革，旱灾还要扩大，饥民还要增多。
王安石遇到的阻力比公孙鞅要强大百倍。公孙鞅的对手只是分散的没有被腐朽没落思想毒害的个人，反对变法多半出自本能，一旦从理论和事实上加以说服疏导容易转换思想，从新法的反对者变为新法的拥护者。王安石则不同，他的对手是一个用儒家思想武装起来的庞大群体，他们不仅从本能上反对新法，而且有一套系统完备的理论作武器，振振有词地把新法的拥护者污为祸国秧民的"小人"，而把自己誉为忠君爱国的"君子"。宋王朝的官僚政客尤其喜欢拉帮结党，有着相同利害关系的权力人物结成一个超越于国家民族利益之外的帮派。他们评判人物的标准不是是非曲直，而是是否属于本帮本派，帮派之内纵坏也好，帮派之外纵好也坏。反对新法的官僚集团被称为"旧党"，少数拥护新法的官员因此被称为"新党"，王安石面临的是整个"旧党"群体的合力对抗。
下面有一则事例可以说明宋王朝的士大夫官员只讲党性不讲原则。
变法开始后，辽帝国曾提议重新划定太行山以西代州一带边界，。皇帝赵顼命大臣们发表意见，属于旧党的退休宰相韩琦提出著名的"七项奏折"，声称"我们有下列七事触怒敌人：一、高丽王国早以脱离中国，成为辽帝国藩属；我们却利用商人跟它恢复旧有关系，辽帝国当然认为对它不利。二、我们用武力夺取吐蕃王国的河湟地区，辽帝国当然认为下一个目标就是它。三、我们在代州沿边大量种植柳树，目的显然在阻挡辽帝国骑兵奔驰。四、我们又在国内实行保甲制度，寓兵于农，教人民战斗技能。五、黄河以北州县积极修筑城郭，掘深护城河渠。六、我们又建立兵工厂，制造新式武器，更新武装部队的装备。七、我们又在黄河以北重要的各州设立三十七个将领，加强驻屯的国防军训练。以上七项都是刺激辽帝国的措施，使他们反感。我们只有一个方法才可以使辽帝国相信我们的和平诚意，跟我们继续友好相处，那就是立即把这些措施全部废除。--（跟高丽王国断绝通商，把河湟地区交给吐蕃王国，铲除沿边限制敌人骑兵深入的榆树柳树。解散保甲，停止人民军事训练。黄河以北州县城池随它颓塌，护城河渠也随它淤塞。撤消兵工厂，停止制造武器，停止更新装备，停止军队现代化。撤消黄河以北三十七个将领，停止军队训练。）等到上述七项措施全部废除之后，辽帝国自然心悦口服。"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能看出韩琦的建议是在瞎扯谈，他反对的恰恰是关系帝国千秋命运的善政；但因为他属于旧党，所以整个旧党对他的奏折报以热烈的欢呼。
宋帝国的内部危机，人人皆知，人人都认为必须改革。不过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必须在不损害自己既得利益之下的改革。士大夫反对改革，固然是一种本能反应；但更主要的是，改革伤害到他们本身。象预算制度，使国家开支减少百分之四十，则这百分之四十所豢养的官员，或被淘汰，或不能再行贪污，对新法的不满和愤怒是可以想见的。象青苗法，士大夫就是依靠农急时放高利贷，才能合法地兼并土地；现在政府用低利放出贷款，阻塞了他们的兼并之路，自然怒上加怒。象募役法，过去实行差役法时，士大夫家根本不服劳役，筑城筑路以及地方供应任何劳役，征调民夫时，全部由平民承当。现在把这种他们一向轻视的劳动加到自己身上，使他们与平民相等，自然更加怒不可遏。他们当然不会傻到明目张胆为维护既得利益而呐喊，但他们却可以为维护"祖宗法度"而呐喊。到了最后，旧党更渗透到皇宫之中，使赵顼的老娘高太后也站在他们一边，不断向儿子发出警告：新法祸国秧民，祖宗法度不可更改，使一代明君赵顼的态度发生了悲剧性的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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