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旧党的势力事实上比维新党强大百倍以上，儒家学派理学巨头宰相徐桐就是代表人物之一。他连从洋楼前面走过都不肯，坚持"宁可亡国，不可改革"（一国宰相居然说出如此没水准的话，进一步说明中华发族的悲剧是何等深重）。监察御史文祥是满洲人，他向皇帝警告说，维新党的目的只在救中国，不在救清王朝。文祥的见解供给满洲人反对改革的理论依据，他们誓言："宁可把国家送给友帮，也不交给家奴。"家奴指的是汉人。
变法运动在技术上也发生失误，包括光绪皇帝在内，维新党没有一个人有实际的政治经验。他们不先谋求广大群众的觉醒，反而在自己的力量还没有能控制局势之前，剥夺了太多人的既得利益，因而树立了太多的政敌，把自己置身于一个强敌环伺的孤岛之上。变法很快到了紧急关头，维新党发现自己已站在悬崖边上，依靠理性的手段只能走向失败和死亡，只有采取非常措施才能绝处逢生。光绪皇帝想到了军队，这位没有军权的皇帝开始培养效忠于自己的军队。他亲自接见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的袁世凯，并把他破格擢升为副部长。但袁世凯是官场中人物，官场中人物只效忠于势力较大的一方。那时中央的军权全部掌握在守旧党领袖直隶总督荣禄手里，而荣禄正率领满洲权贵日夜在慈禧太后身旁哭诉清王朝满洲人的危机和维新党的罪大恶极。当维新党求助袁世凯实行兵谏，用武力推进现代化改革时，袁世凯当面慷慨陈词，要为君王两胁插刀，可一转身却跑到荣禄那里告密说，光绪皇帝将有对慈禧太后不利的突发行动。
那拉兰儿发动了先发制人的政变。她从北京东郊六公里外挪用海军经费兴建的豪华盖世的颐和园悄悄返回北京故宫，把光绪皇帝幽禁，下令逮捕维新党。康有为梁启超在英国和日本公使馆的掩护下逃亡海外（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悲剧，中国的民族志士竟然要中国的敌人来保护，类似的悲剧好象没完没了）。六名维新党领袖，包括中国近代最伟大最杰出灵魂最为高贵的思想家之一的谭嗣同，都被以叛逆罪名押往刑场砍头示众，他们的鲜血被成群的愚昧百姓用来制作人血馒头（古时迷信的人用来治痨病的一种药方）。其他维新党人也被贬窜蛮荒。
慈禧太后再次掌握了行政大权，掌权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消改革，下令一切恢复原状。科举考试仍使用八股文，各古老官署仍恢复设立，司法仍恢复严刑拷打，监狱仍恢复暗无天日。守旧党取得了完全胜利，他们欢声雷动，弹冠相庆，歌颂慈禧太后是满洲民族的救星，亘古以来最英明的女圣。下面是他们胜利的成果：
一八九九年：英俄两国约定长城以北为俄国势力范围，长江流域为英国势力范围；日本在厦门、福州划定租界；法国租借广州湾。各国的势力范围也就是各国预定的瓜分地区，都已协调妥当，只等动手的信号。中华民族面临分崩离析的危机。如果不是美国插上一杠，中国不久就会解体，这个新兴的经济强国不原被排除在瓜分的行列之外，机智地提出了"对华门户开放宣言"，声明应维护中国领土的完整和政治的独立，各国在中国应有均等的通商贸易机会。列强因为它可以消除各国在中国对抗的紧张形势，先后表示赞成。机于阴错阳差的原因，中国暂时免除了被瓜分的恶运。
一九００年，奄奄一息又无自知知明的清政府听信一个滥施暴力的邪教团体--"义和团"刀枪不入的鬼把戏，气咻咻地向世界各国宣战。西方世界组成著名的"八国联军"，把北中国淹没在尸山血海之中。俄国则出兵占领了满洲人的老窝--东北，攫取了面积一百一十余万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一九０一年，中国和列强签订战败和约，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一九一一年，汉人暴发了武装暴动，推翻了满洲人的统治。先前满洲权贵害怕特权受到任何限制，害怕地位财产受到任何损失，现在则什么特权也没有，别说地位财产荡然无存，连生命也没有保障。清王朝崩溃后，中国限入了长达四十年的血腥战争，几万万人口死于非命，生产力遭受极大的破坏。
一九三七年，日军占领了中国的首都南京，屠杀了三十七万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旅顺的惨剧又一次在中国重演。
一九四五年，苏联红军进入东北，俘虏了清王朝末代皇帝溥仪和漏网的满洲权贵，把他们押往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在坚硬似铁的冻土上开荒服苦役。这些昔日的皇帝和王公大臣，现在连普通的百姓也当不上，成了人类最低贱的囚徒。
现在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当初光绪皇帝变法成功，中国不但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满洲权贵也会照样在花花世界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并象英国王室一样受到全体中国人民的普遍尊敬。
历史呈现一个定律，反对变法的既得利益阶层，在变法失败之后往往付出最为惨痛的代价。
中国人对戊戌变法的失败最为痛心疾首，因为中国失去了一次巨大的机会。如果中国变法成功，中国不但可以赶超日本免受外侮，避免长达半个世纪的血腥战争，还可最大限度地利用二十世纪世界科技革命的成果，使中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军事强国。
如果中国人能够自此正确对待理性的社会变革；如果既得利益阶层能够眼光远大一点，放弃既损害国家民族又给自己留下无穷后患的既得利益；如果统治者能记住前车之鉴。如果......中国还是有机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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