斩以谢天下。当赵曙不接受他们的意见，坚持称自己的老爹为老爹时，司马光党羽竟然群情激奋，威胁要集体辞职。
象司马光这样的国家大臣，应该以国家大事为第一要务，当时宋帝国的大事很多，边界兵连祸结，宋军连吃败仗，国家财政负担日重，仅向外国缴纳岁币一项每年就达五十万两（辽帝国三十万两，西夏帝国二十万两）。广大农民在沉重捐税和士大夫地主强烈兼并下纷纷破产，国家税源日益枯竭。这些士大夫应该关心的问题，司马光等人却不以为意，巴不得把这些棘手的事推得越远越好。"濮仪"本是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甚至是大臣不应该过问的皇家私事，却被认为是一件天塌下来的关系帝国存亡的大事，比当时被西夏帝国连连击败，死人千万，丧师失地，被迫每年纳贡还要重要。充分暴露了士大夫本末倒置，没有辩别轻重是非能力的特质。
注意这样的一个事实：司马光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中素质还算最高的，他主编的四百万字的巨著《资治通鉴》直到今天仍是最有价值的史籍之一，他的见识尚且如此，其他的士大夫就更不用说了。
类似的闹剧在士大夫编年史上绝非偶然现象，四百年后的明王朝就发生了著名的"大礼议"事件，它是宋王朝濮仪事件的翻版，但比濮仪事件更热闹更荒唐，象一部妙趣横生的喜剧一样让人忍俊不禁。
明王朝第十一任帝朱厚照死后，没有儿子，由他的堂弟朱厚骢继位。因为朱厚骢是以亲王的身份入承大统，于是发生震动朝野的"大礼仪事件"。濮仪事件中的现任皇帝赵曙是死皇帝赵受益的侄儿，自幼就被赵受益抱到宫里当作儿子抚养。大礼仪事件的现任皇帝朱厚骢只是死皇帝朱厚照的堂弟，两人从未见过面。依人伦常理判断，濮仪事件所发生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发生，但它还是不可抗拒地发生了。儒家系统的士大夫翻开古老的儒书，拣出一条荒唐的逻辑：认为小宗入继大宗，应以大宗为主，朱厚骢虽无法作朱厚照的儿子，但必须作朱厚照的父亲朱佑樘的儿子，这样大宗才算不绝。依此推断，朱厚骢应该改变称谓，称伯父朱佑樘为父亲，称伯母朱佑樘的妻子为母亲，而改称自己的父亲为叔父，改称自己的母亲为叔母。
这一次跟濮仪事件不同的是，政府全体官员的见解完全一致，说明士大夫阶层的整体素质在四百年中有很大的滑坡。只有一位新考取进士，在教育部实习的年轻人张璁有另外的看法。他向教育副部长张瓒说，朱厚骢是继承堂兄的帝位，不是继承伯父的帝位，是入继帝统，不是入继大宗。朱佑樘自有他的儿子，如果一定要大宗不绝的话，不应该为朱佑樘立后，而应该为朱厚照立后，所以朱厚骢不应改变称呼。但他的建议立即招徕以宰相杨廷和为首的全体官员的怒斥，并险些招来杀身之祸。朱厚骢当时只有十五岁，位子还没坐稳，只好向士大夫官员屈服。四年后，朱厚骢认为帝位已稳，就正式下令恢复旧称，伯父仍称伯父，父亲仍称父亲。士大夫官员大为震动，一个个如中风狂走，象是到了世界末日。这时宰相杨廷和已死，他的儿子杨慎继承乃父的遗志，成为大礼义事件的领袖人物，他大声疾呼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义死节正在今日。"另一位大臣王元正也哀号说："万世瞻仰，在此一举。"于是包括各部部长在内的全体高级官员数百人（都是士大夫出身），一齐集合在左顺门外，匐伏跪下，大喊朱元璋和朱佑樘的帝王称号，然后放声大哭。（一个大男人能够当众大声哭号，真难为他们。）他们宣称所以如此，是痛心千古伦常和国家命脉都已频于毁灭前夕。虽然有宦官奉朱厚骢之命前来劝解，但他们誓言在朱厚骢不改称父亲为叔父、母亲为叔母之前，就要一直哭下去。
朱厚骢下令逮捕哭声最大的官员一百三十四人投入锦衣卫诏狱。第二天再补行逮捕九十余人，全部在早朝的大殿上当众打屁股，其中十九位士大夫没有福气承受这种"养士"的待遇，竟横死在杖下。杨慎、王元正幸而不死，于廷杖后贬窜蛮荒。
一五四０年，朱厚骢为了修炼成仙，象被皇宫吞没了一样，不再出席早朝，不跟群臣见面，国家行政因此陷于瘫痪。自一五四０年到一五六六年逝世，二十七年间总共只跟群臣见过四次面，平均每七年
出席早朝一次。象这样关系帝国命运的大事，士大夫更有理由跪在宫门外集体请愿，应该哭得更为响亮，但他们居然没有去哭谏，甚至一个人也没有。
--心胸狭隘，自视过高，互不买帐，好口舌之争，好拉帮结党，讲派性不讲原则。
中唐时期，唐王朝中央政府出现了著名"朋党之争"。以李德裕为首的代表门弟世家出身官员的"李党"和以牛僧儒为首的代表平民出身官员的"牛党"展开了不可调和的权力之争。两派互相攻讦，极尽倾扎陷害之能事，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为了党派内部的狭隘利益无视最基本的原则和是非标准。
党派之争的特点是：一切以是否属于本党本派为唯一尺度，属于本党本派的纵坏也好，不属于本党本派的纵好也坏；党派内部的人犯了再大的错误也好商量，党派外部的人就是再小的失误也要上纲上线。至于善恶、是非、好坏、正邪、美丑等价值尺度都要从属于党派这个尺度，不能独立作为评判某事某人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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