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是以司马光为领袖的"旧党"士大夫最重要的"政绩"之一。司马光是一位正统的儒家，死死地抱住祖宗的法度不放手，他和皇帝赵顼之间有一段生动的对话，充分表露了他的保守思想。赵顼曾问他："纪元前二世纪的西汉王朝，如果一直守着它第一任宰相萧何制定的法律规章不加改变，你以为可以吗？"司马光回答："当然可以，岂止西汉王朝可以，即令纪元前二十四世纪的那些帝王，和他们的夏、商、周王朝，所制定的法律规章，一直用到今天的话，也都是最完善的。西汉王朝皇帝刘彻改变祖宗的法，盗匪遂遍中国。汉元帝改变父亲的法，西汉王朝因之衰弱。所以祖宗所制定的法律规章，绝不要有任何改变。"众所周知，苏东坡和王安石都名列"唐宋八大家"，二人属同时代人，前期关系一直不错，后期反目为仇则起因于苏东坡对新法的排斥和抵制。苏东坡是一个品格光明磊落的人，作为士大夫中的一员，不可避免地沾染了思想保守的通病；但他的灵魂比其他士大夫要高贵一些，判断力不受党派的局限，能够站在不偏不倚的立场上看问题。他后来发现了新法有不少可取之处，所以在司马光当权后下令撤消纵是旧党也不得不承认是最好的改革"募役法"时，苏东坡再三力争不可，司马光因此怒不可遏。因为士大夫的顽固抵制，中世纪这场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半途而废，北宋王朝也随之寿终正寝，站在胜利一方的的士大夫这才发现他们胜利的果实是如此的苦涩--作亡国奴的滋味着实不是好味。
十九世纪末期，除极少数士大夫队伍中的精英人物外，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对维新运动的发起人康有为之流恨入骨髓，极力撺掇哪拉兰儿把那场有望使中国脱颖而出的变法运动扼杀在血泊之中。中国也自此陷入长达半个世纪的血腥混战。士大夫在乱世是最可怜的群体，他们怀抱的儒书在刀光剑影的战场狗屁不值，别说作上等人发号施令，连混口饭吃都极为困难，甚至成为武夫为显示优越感而实施屠杀的最理想的对象。可这又能怪谁呢？还不是士大夫自作自受。
戊戌变法前三十年，日本政府也发动了震悍世界的变法运动，即著名的"明治维新"。这个比中国要落后几个世纪的草昧小国变法成功，一跃而成为亚洲大陆的霸主。日本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没有科举制度和士大夫阶层。日本政府航行的大海是宽阔的，只要领导人决心改变航向，它就可以改变，不会遇到象中国领导人遭遇到的士大夫阶层的整体对抗。士大夫所受的全部教育是两千年前的儒书，儒家学派强烈的保守和崇古本质，养成士大夫最突出的冥顽性格，八股文的机械训练，更使士大夫脑瓜里残存的想象力荡然无存。士大夫习惯于不用自己的思想，对社会现象从不去作冷静的思考，因此对任何社会变革和他们所不知道的事物都狂热地对抗，养成一种不切实际发高烧的毛病。日本知识分子也有这种毛病，但病情要轻得多，大多数能冷静思考自己国家的缺点，虚怀若谷地接受能促使个人和家国富强进步的文化。所以日本变法能够成功，日本能够强大起来。
也许有人要说，士大夫并非反对变法的阶级，象两次伟大变法运动的发起人王安石和康有为都属于士大夫阶层。这种说法未免有失偏颇，王安石、康有为虽然是士大夫出身，也属于儒家学派，但他们超越了他们的阶级，解除了儒家加给他们的束缚，事实上他们已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而是士大夫队伍中的叛逆人物。
--一盘散沙，没有团结御侮的意识，好喧哗取闹，成则独擅其功，败则彼此推诿。
人人都知道秀才造反，成不了大事。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秀才贪生怕死，不敢冒大的风险，尤其是拿生命做代价的风险。每逢反政府的起义举事，秀才总是把个人的退路先找好，然后跟在大众后面起哄，没有勇气站在队伍前列抵挡刀枪剑戟，如此畏首畏尾的人难得有什么号召力。二是秀才心胸狭隘，不能容物，不能团结有共同志向的同盟军。没有群体的力量作后盾，一个人再聪明再有能力也孤掌难鸣，顾此失彼。三是秀才好喧哗取闹，喊得多动得少，大敌当前时总是用大言不惭的口号鼓动别人向前冲，自己则缩头缩脑地站在队伍后面最安全的地方。如果已方得胜则挤到前面自我表功，声称自己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一旦露出败象就率先脚底抹油--走人，事后再把过错推给别人，诡称失败的原因是某某人不按他的"计谋"行事。这里说的秀才就是指士大夫。
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里的白衣秀士王伦就是秀才造反的一个典范代表。他被贪官逼得走途无路时，只好上梁山打家劫舍。但他没有容纳英雄豪杰的胸怀，对上梁山投奔他的人，如果被认为能力高于他就一概拒绝接纳。因此他的实力一直得不到壮大，只能东晃一枪西射一箭地小打小闹，对官军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随时都有被官军和其他"山大王"吞没的危险。末了一位能力高于他的部下林冲在忍无可忍之余一刀把他砍死，梁山才开始兴旺起来。
蒙古帝国统治中国期间，元政府依职业性质，把帝国人民划分为十个等级。一向在中国传统社会最受尊敬的儒家知识分子士大夫被列为第九等，比儒家所最卑视的娼妓都不如，仅只稍稍胜过乞丐。在蒙古人眼中，士大夫是彻头彻尾的寄生虫，对国家社会没有任何价值。因为在蒙古故土的沙漠地区，每一个人，包括妇女儿童，都要从事生产劳动，在他们知识领域内，实在想不通世界上还有专门读书和专门做官的这种行业。基于这个成见，元政府取消了科举制度，也不准蒙古人读中国书，尤其不准读儒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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