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上帝会的组织和斗争策略是斩断教徒的所有退路，对参加者的全面控制。洪秀全除通过迷信宣传对会徒进行精神控制之外，还有一整套条规、措施，进行人身、家庭、财物的全面控制。造反之初，他要求入会者"贱售家产"，将"田产房屋变卖，易为现款，交给公库"，卖不掉的旧房屋则放火烧掉。于是，一人参加就要全家参加，互为人质，没有退路，都成为过河卒子。不久之后，每占领一地，就以鸣锣集中"讲道理"的办法，将活着而又没有逃跑的百姓，不论愿不愿意，悉数收编为太平军，也就是实行彻底的裹胁。收编之后，凡是财产没有全部交出乃至私藏银子五两以上的，"即是邪心，即为妖魔，其罪极大"；超过21日背不出天条，两次无故不听"讲道理"的，都是严重违反禁律的大罪；凡是不肯无条件服从，不愿做驯服工具的，发牢骚说怪话的，都叫做"妖心未化"；凡是不能忍受而夜里开小差的，叫做"三更"；凡是违反天条、命令的，叫做"变妖"，对以上种种罪名的处治，都是斩首。全面而严厉的控制，使人成为没有家庭财物，没有思想感情，没有人身自由，更没有人的尊严的工具。凡参加拜上帝会的成员都得把家产全部交"公"，教民不允许拥有私有财产。在太平军举事前夕，教民都得烧掉自己的房子，断绝教民所有可能的退路，这样教民就只能跟着拜上帝会向前走，因为他们没有家可归。这个办法虽然有点丧失人性，但却有效地防止了没有坚定信仰的民众叛变和动摇。
太平军在起义前期进展缓慢，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被清帝国的地方部队和地主武装围攻追逐，在万山丛中和对手玩猫捉老鼠的把戏，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时太平军没有在艰难曲折的岁月里叛逃和溃散，不是因为拥有坚定的基督教信仰，而是断教民后路的策略起了作用。一直到这一年的九月，太平军才攻克了第一个城市--永安，在那里休整了半年时间，进行急需的政权建设，宣布建立太平天国，成立起义的领导核心。洪秀全被尊为天王，作为太平天国的元首，他的五位杰出助手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也被封为王爵，杨秀清成为仅次于洪秀全的第二号人物，掌握了天国的军政实权。值得一提的是：洪秀全这是时已拥有三十六名妻子，他的地盘只有一个县城，腐败的派头却大得很。
太平军在永安宣布立国并建章立制，吸引了清帝国的大部队来围攻它。太平军在永安不能立足，就在次年四月突围北上，攻陷全州，进入湖南，攻长沙失败后绕道北上，于这一年年底攻陷岳阳。在岳阳，太平军从地下掘出十七世纪吴三桂所埋藏的巨炮，实力大为增加。洞庭湖的几千船民也在此加入太平军，为太平天国增添了水上生力军。力量已大为扩充的太平军在一八五三年初挥师北上，轻而易举地攻陷了湖北省的重镇汉阳和省城武昌，然后顺长江东下，沿途摧毁清帝国军队的所有抵抗，连克长江两岸的重镇九江、安庆、芜湖，最后攻陷江南最大的政治城市南京，并把南京定为国都。
太平军在进攻全州时，南王冯云山不幸阵亡，这是太平天国的最大损失。因为冯云山是天国里唯一有远见的知识分子，是拜上帝会的灵魂人物，太平天国的章制和进军战略都是他一手制定的。冯云山过早死去，使太平天国失去了前进的大方向，在战略上一直陷于被动，即使取得无数次的辉煌胜利也无法走向最后的成功。因为没有正确战略指导的进军只能是盲动和一时的成功。
洪秀全定都南京后，即在太平天国权力所及的范围内进行急剧的社会变革，取消大部分不合理的生活方式，主张男女平等，禁止妇女缠足，禁止男子娶妾，禁止人口买卖，禁止娼妓，禁止吸食鸦片，禁止偶象崇拜和崇拜祖先，禁止饮酒，禁止赌博，禁止迷信巫师巫婆，割掉辫子，厉行土地改革，创立天朝田亩制度，收土地为国有，按人口平均授田，创立新历法，废止阴历，改用阳历，力求在中国建立一个基督教的社会，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男女别途，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大同世界。这一连串的措施，使中国平空跃进到一个新的境界，清政府对这个跟普通民变不同的新生力量大起恐慌。但这样剧烈的社会变革，需要一定的技术条件和安定有利的内外环境与之配合。太平天国极度缺乏政治人才，除了洪秀全、韦昌辉等极少数低层知识分子外，占绝大多数的高中层干部都是文盲，对这些改革即不理解也没有热情去推行，因此天国缺少推动变革的技术力量。就是文化水准较高的洪、韦两人，政治眼界也相当有限，只知道坐在书房里制定制度，而不知道怎样走出去推行制度。太平天国自建立的那一天起，就一直遭到清政府的围攻，对外战争一天也没有间断过，并且在战争中一直处于劣势，因此天国没有适合变革的外部环境。在这种不利的情势下，太平天国的现代化变革从制定制度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不可能实行，尤其是生活方式的变革措施形同虚设，而这些变革措施又是其中最为进步合理的部分。天国的领导人包括政策制定者洪秀全在内，根本不把这些条律放在眼里，每个权力人物都妻妾成群，结果这些禁欲条律只在普通百姓士兵身上起作用，在整个天国形成各级教主骄奢淫逸，下级教士被迫作苦行僧的可悲景观。至于《天朝田亩制度》，在南京周边的农村被有限地推行，但这种制度的不足之处是不切实际的平均主义，限止了种田人的劳动积极性和对土地的责任心，使生产力受到损害，制度的合理性和积极性不可能充分地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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