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岁时，能跑了，我便和翠姐跟在五婶娘的屁股后边上山摘豆角，挖野菜。到了她家的地边，五婶娘嘱咐我俩在山坡上玩，她下地摘豆角。一会儿，她那高大的身影就隐在浓浓的玉米地里。我便大声喊：
“娘——”
“哎——”玉米地里传出五婶娘的应答。
我还是长长地喊，她还是长长地应答。翠姐也跟着我喊，我俩像是在比赛。我的声音总比翠姐的声音大，叫喊的次数也比翠姐多。就这样，我俩喊一声，五婶娘应一声，直到她挎着满满一篮子豆角出现在地头上。
我整日待在五婶娘身边，连吃饭也不愿回家，娘来领我，我就哭闹。娘只好把我吃的饭送到五婶娘家，每次都是送两份，让翠姐和我一块吃。晚上，我在五婶娘的炕上睡着了，娘才能把我抱回家去。
“你给孩子做干娘吧。”娘对五婶娘说。
“那敢情好！”五婶娘满口答应。
我不知道什么叫干娘，娘便对我说:“你只管叫娘就行了。”
但过了不长时间，五婶娘不让我叫她娘了，她对我娘说：
“我算了一卦，我是天河水命，孩子是霹雳火命，水克火，不能误了孩子。”
于是，我改口叫她五婶娘。
翠姐说话晚，都5岁了，还说不清。
“姐姐！”我清脆地叫她。
“兄弟。”她回叫我，却把兄弟说成“葱弟”。
“葱地？还韭菜地呢？”五婶娘大笑着说道。我娘也乐了。
笑完之后，五婶娘便教我们唱歌了。我从她那儿听到的第一首歌是《东方红》，她操着浓浓的家乡话唱，把“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个”字唱成“过”，把“呼儿嗨呀”唱成“呼噜嗨呀”。她唱一句，我和翠姐跟着唱一句，有时娘也在旁边学。学会了《东方红》，还学“嘿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地上开红花……”唱累了，娘盛上三碗米汤，一碗给五婶娘，另两碗给我和翠姐。
夏日天长，天黑就已吃完了晚饭。娘领我到五婶娘家去串门，五婶娘却还在灶上做饭。为了省油，她家晚上做饭是不点灯的，娘帮她往灶膛里续柴，灶膛里跳动着红红的火苗。我和翠姐咬着春玉米的甜秸，追着要五婶娘讲故事。她会的故事可多了，什么“孙猴子大闹天宫”了、“白娘子与许仙”了……娘也喜欢听，催五婶娘快讲。黑暗中，“嚓、嚓、嚓”是翠姐和我嚼玉米秸的声音，“啪、啪、啪”是灶膛里烧干柴的爆响，再就是五婶娘的讲故事的浑厚嗓音了。
一天，听五婶娘说，村里来了一个照相的师傅，她们照了一张全家相。于是我就天天盼望着相片洗回来，看看相片上的人是不是和他们一个样。我埋怨爹娘，他们就想不到全家照一个相。等了十几天，相片送来了，我看了看，就数五婶娘照得自然，翠姐依偎着她，一脸怯生生的样子。我想，要是我，才不怕呢。五婶娘看出了我的心思，对我说:“等照相的再来咱村，俺和俺儿照一张。”
我上学了，不能整日待在五婶娘家里。娘与五婶娘却来往更多了。你帮我推碾子，我帮你纳鞋底，就像亲姊妹一样。一次，娘生病两天没到五婶娘家，很少串门的五婶娘到我家看望我娘，她拉着我娘的手说：
“嫂子，听说你生病，俺就害怕。要是你死了，俺就像少了一根胳膊。”
五婶娘在生翠姐的弟弟时，娘也正怀身孕，快要生我的弟弟了。但娘还是拖着沉重的身子去给五婶娘接生。娘刚到院子里，五婶娘就在屋里喊：
“嫂子，你千万别进来！”因为家乡有种说法，带着身孕给别人接生，身上的孩子要搁月的。娘没管这些，还是进了屋。
后来听娘说，当老师的五叔被辞退了。他脾气坏，动不动就拿五婶娘出气。洗脸水烧热了或凉了，他劈头就给五婶娘泼过去，五婶娘又赶忙去给他烧一盆不冷不热的水。五婶娘常年做三种饭，最细的给五叔，差一点的给孩子们，最后用刷锅水放上点野菜煮一煮自己吃。她从未上过桌同五叔吃一顿饭。对五婶娘的处境和地位，娘同情她，常安慰她。说到伤心处，两人一块抹眼泪。三年困难期间，五婶娘家的生活更为拮据，吃棒子心、吃树叶，全家患浮肿病。我家也不宽裕，娘经常给她家送些粮食，我也经常找借口拿着煎饼到外面吃，其实是把煎饼送给翠姐和她弟弟吃。
到我上初中，离家远了，住在学校一周才回家一次。每次回去我先跟娘说几句话，便到五婶娘家去。娘也总陪我。五婶娘每次见到我，不是从柜子里拿出一把花生，就是拿出个梨，塞到我手里，我知道那是她回娘家时带回来给我留的。晚上，我还是喜欢在她那不点灯的屋里，帮她往灶里续柴做饭，听她和翠姐摸黑“呼啦呼啦”地喝粥。我把学校里的新鲜事讲给她们听，还给她们唱歌，有时，五婶娘也跟着哼。一次，五婶娘问我：
“儿啊，你长大干啥？”
我说:“当老师，挣了钱，让娘和您都过上好日子。”
不料没过多长时间，五婶娘查出病来了，而且病很重。娘买了很多东西，让我给五婶娘送去。这一次，她没有去，我想她是让我单独和五婶娘说说话吧。当我见到五婶娘时，她躺在炕上，脸色苍白，说话无力。我哭了，五婶娘那失去光泽的眼里也噙满泪水。一会儿，她把身子翻了过去，不再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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