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祖高皇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
淮阴侯信称病，不从击豨，阴使人至豨所，与通谋。信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报。其舍人得罪于信，信囚，欲杀之。春，正月，舍人弟上变，告信欲反状于吕后。吕后欲召，恐其傥不就，乃与萧相国谋，诈令人从上所来，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贺。相国绐信曰：“虽疾，强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信方斩，曰：“吾悔不用蒯彻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韩信终于走到了尽头。
韩信对陈豨讲的一番话，不论在古代，还是在今天，都是确凿的反革命罪证，不过，这番露骨的造反言论，出一人口，入一人耳，当时只有两个人，司马光从何得知呢？是陈豨检举抑或韩信交代，不得而知，皇家专案组不知有没有搞到两人的交代材料，哪怕是逼供出来的也算。
对于韩信这样级别的反革命，结案后不能不解释一下，要么吕后，要么萧何，要主持开个吹风会，通报一下韩信的罪行，传达一下皇帝的旨意，这都是应有之义。韩信和陈豨密谋篡党夺权的精彩一幕，估计是通报时的即兴创作。除此之外，就是司马迁瞎编了。
我一直认为，韩信有怨妇情结，有反的心思，但不会有反的行动。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家，会和陈豨这样不靠谱的人里应外合，一不可信也；韩信在长安造反，没有一兵一卒，要靠矫诏释放囚犯来纠集基本力量，二不可信也；如果韩信真有反的行动，听到陈豨败亡，正常的反应是赶紧潜逃，至少是不会被萧何骗进宫来，此三不可信也；待到要掉脑袋，韩信只叹息没听蒯彻的计谋，没有懊悔与陈豨谋事不密，此四不可信也。
至于有人告发韩信与陈豨谋反，这样的事倒是屡见不鲜，可能性极大。对仇家诬以反名，是一桩以小搏大的买卖，对于豪门贵族、高官显宦，要想扳倒他们，诬告他们造反是不二法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官场斗争，一告就灵。
处理韩信一案，可以看出吕后已经拥有老板的权力，刘邦不在时，已经能当家做主了。大汉政权已经是“双核”处理器。萧何不管乐不乐意，都要配合吕后的工作，这也证明了这一点。
皇后能够影响皇帝的很多，但皇帝在世时，皇后能代行皇帝权力的并不多。皇后在朝廷拥有话语权和决定权，且能形成权力核心，一般来说有三种背景条件：
一、娘家势力大，对老公的起家有帮助。刘邦娶吕后时，尚未发达，当个亭长，最多也就是个乡干部，吕后的家世不错，他爹是豪杰一类，有钱有势，吕后的老爹把女儿嫁给刘邦，实在是巨眼识人。刘邦是穷小子娶了富家小姐，吕后从一开始就持有至少50%的原始股。
二、老板娘在创业时，有功劳或者有苦劳。在刘邦创业时，吕后虽然没有什么功劳，但跟着吃了不少苦，这不能不让刘邦深怀歉意和感激，从感情上他不好意思反对老婆干政，特别是当他知道吕后对政治很感兴趣又颇有政治才干的时候。
三、老夫少妻，再加上生了太子。刘邦比吕后年龄要大很多，老夫少妻，在刘邦后期，年纪大了，精力差了，有个年轻干练、意气风发的太太出面打理朝政，也不是坏事。武则天能够大权在握，与高宗李治年纪大身体差倦于朝政有极大关系。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吕后之所以变成政治动物，和刘邦过分宠爱戚夫人有关。老板包了二奶，不上老婆的床头，老婆就有充足的理由上老公的大班台。
最耐人寻味的是刘邦对韩信之死的态度，他平息了陈豨的反叛后回到长安，听说老婆把韩信办了，“且喜且怜之”。你是老板的功臣，后来闹情绪跟别人干了，结果越混越差，老东家听到你的消息，内心的感受就和刘邦一样：且喜且怜之。
成败一萧何，生死两妇人。这是对韩信一生的概括，但这只是表面的，从实质上看，影响韩信一生的，还是刘邦。司马光评论道：“夫乘时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报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难哉！”韩信多了些市井之志，刘邦也不是君子之心，两个人有一个做人到位，就不会是这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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