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提炼了一个关键词以后，就开始讲故事了，历史是客观的，起码他参考的两百多种历史典籍的文本是一种客观存在，他讲完回头就会发现，他强调的“名分”在后来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公元前403年到公元959年）的历史进程中，并没有真正得到落实，他的读者反而给《资治通鉴》提炼了一个更准确的关键词：“相斫（zó）”，也就是“相砍”。
人人是刀斧手，个个是权谋家，“天下以智力相雄长”，治世，大家内部相砍；乱世，天下人人相砍。有的不分青红皂白，抡起来就砍；有的权谋算尽，专找关键部位砍。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光曰：）……是故以微子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
司马光开始一边叙述三家分晋前的故事，一边发表评论，我们就他提供的史料和观点也来个现场点评。
司马光说：“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意思就是坚守自己做奴隶的本分，即便到了连奴隶也做不上的时候，干脆就找个凉快地儿死了算了，不要给领导添麻烦。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殷之微子，另一是吴之季札。
微子是殷商天子帝乙的长子，帝乙欲传位于他，但太史官说：“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中国老早起就有红旗不倒彩旗乱飘的问题，所以儿子们就有嫡庶之分。帝乙一看规矩不能坏呀，只好放弃优秀的微子，传位于历史上有名的暴君纣，这个纣王暴虐无道，看过《封神演义》的都知道，把殷商折腾得灭亡了。
季札是吴国国君寿梦的幼子，寿梦欲立季札，季札坚决不肯，于是立了长子诸樊，诸樊死的时候，又立了二弟馀祭，诸樊想，咱兄弟火炬传递，国君的位子最终总能传到四弟季札手里（这种事越想越觉得没有可能性）。季札一看，哇，好危险，不能待了，于是玩消失了。事实是，还等不到传递到季札，诸樊的儿子和老三馀昧的儿子已经拿起刀枪练起来了，根本不体恤老哥几个的良苦用心，最后吴国灭亡了。吴国列祖列宗在地下再也享受不到子孙的丰富祭祀，成了阴间的贫困户。司马光讲：“以微子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就这样，司马光依然认为，微子和季札的做法是正确的，“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
咱们姑且按司马光的逻辑推演：如果选择了微子，殷商不会亡；如果选择了季札，吴国也不会亡。但是，因为选择他们都不合乎礼，所以只能放弃。只要合乎礼，即使两家都完蛋了，也是正确的；不合乎礼，即使国家得到英明君主，可以兴旺发达，那也是不对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看来，“形而上学猖獗”（毛泽东语），我们是有传统的。
司马光本来想从正面给我们讲礼的重要性，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最为荒谬的两幕，明知选择是错的，要导致亡国，但为了恪守所谓的礼，非要把脑袋往石头上撞。
历史的荒谬还不在于礼制的僵化，其实这种僵化往往只存在于儒家的政治文化里，存在于孤芳自赏的上三代美好传说中。
严酷的事实是：礼崩乐坏已经很久了。
别的不说，在接班人的问题上，“礼”从来都不是野心家的障碍，一切所谓的礼乐制度都可以通融，要不干脆就弃如敝屣。如果万一碰到了犟骨头如明代的方孝孺之流，坚决不肯通融，直接拿刀砍就是了。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禅让”，“禅让”是韦小宝所谓的“鸟生鱼汤”（尧舜禹汤）的光荣传统，后来，多次被活学活用，非要让野心家遵守名分，他们的对策还是有的。
只能物质奖励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光曰：）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辞邑而请繁缨，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卫君待孔子而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夫繁缨，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细务也，而孔子先之。诚以名器既乱，则上下无以相保故也。
司马光先生继续用历史来演绎“名分”的至尊地位。
《左传》记载，卫国孙桓子率领军队攻打齐国，结果大败。新筑人仲叔于奚救了孙桓子一命，孙桓子还不错，想报答救命恩人，决定赏赐于奚几座城池，特许他在那里收税收费收保护费，五十年不变。所谓食邑，就是封地，也叫采邑，士大夫在食邑内享有统治权力和收费权，连土地带人民都属于食邑主。食邑可以世袭，当然也可能在兼并和战争中丢失掉。“五十年不变”当然是个玩笑话。秦汉以后推行郡县制，皇族子弟和功臣虽然也有食邑，但在其封邑内渐无行政权，仅有收取赋税的权力。
孙桓子的奖赏没想到被于奚婉言谢绝了，估计这位老兄特有钱，不在乎物质奖励，他提出来要在自己的马车上装饰“繁缨”，这应该是一种贵族身份的标志物。孙桓子一听不用花银子就能办事，有这样的好事，于是马上就爽快地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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