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承天爱民，不忍勤兵默武，困苦赤子，将以文德绥怀，归我乐宇，必得夙望重臣，晓畅民情，练达治理者，假以便宜，相机剿抚，方可敉宁。遍察适臣，无如大学士洪承畴者，著特升太保兼太子太师、内翰林院大学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督军务，兼理粮饷……功成之日，优加爵赏。俟地方稍定，善后有人，即命还朝，慰朕眷怀。……”
少年天子如此重用一个明朝的降将汉宫为五省经略，怎能让宗室的王、贝勒、贝子们咽得下这口气呢？
大清的基本国策是“首崇满洲”，或者说是以满洲为根本，这早在福临即位时就郑重申明了的。顺治即位恩诏的第一条就强调诸“亲王佐命开国，济世安民，有大勋劳者，宜加殊礼，以笃亲贤”。第二条即是大加封受亲王郡王之子孙弟侄的封爵。而第三条和第四条仍念念不忘“满洲根本”：“满洲开国诸臣，或运筹帷幄，决胜庙堂，或汗马功著，辟疆展土，俱应加封公侯伯世爵，锡之浩券、与国咸休，永世无穷”；“开国以来，满洲将领等官，应得叙荫。”
当初，皇父摄政王是如此办理的，后来世祖福临亲自临朝之后也还是照旧。对待号称天潢贵胃的宗室王公，世祖福临毫不犹豫地预以加恩、封赐或晋封宗室爵位。他一方面委托满洲开国元勋及其子弟为六部尚书、侍郎、八旗都统、副都统、护军统领、驻防将军和出征大将军和将军等，让他们分任军政要职，统军治政；另一方面又扩大议政人员，让更多的满洲王公大臣成为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
在自清一代上百位亲王、郡王中，大体分为两类。其一为“军功勋归诸王”，指的即是清初开国定邦功勋卓著的宗室王公，如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豫亲王多锋、肃亲王豪格、承译亲王硕塞、克勒郡王岳讬、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后来在乾隆朝又增加了睿亲王多尔衮，这八王的爵位世袭罔替，不降袭，人称“八大铁帽王”。其二为“恩封”王公，系因是皇子皇孙而封，爵位不能原位世袭，必须依次降袭。这样一来，爱新觉罗的宗室人丁兴旺，位高权重，人才济济，更加尊贵显赫了。
到顺治九年时，议政工、议政贝勒多达十六七名之多——和硕承译亲王硕塞、多罗谦郡王瓦克达、显襄亲王富寿、多罗安郡王岳乐、多罗信郡王多尼、多罗敏郡王勒都、多罗贝勒尚善、世子济度、杜尔祐、杜兰等。而议政大臣则更多了，总计从顺治八年至十二年，福临先后任命的议政大臣多达三十余员，如内院大学士范文程、宁完我、希福等，户部尚书车克、礼部尚书觉罗郎球、兵部尚书蒙古固山额真明安达礼等，两黄旗及其它旗重臣鳌拜、苏克萨哈、遏必隆等等。
爱新觉罗王室大有人在，八旗王公贵胄对明朝降将洪承畴的一夜走红甚为眼热，感到忿忿不平。难道说，顺治帝摒弃了以满洲为根本的基本国策，开始倚重汉官而冷落自家人了？真是岂有此理！
回顾顺治朝以往十余年的征战史，大凡大规模的攻坚攻城之战均由满清王宝贵胄坐阵统兵，而且是攻无不可，战无不胜。顺治元年四月山海关大战，摄政王多尔衮亲自出马，统帅八旗冲锋陷阵。入关后，八旗大军马不停蹄，先后由豫亲王多铎、英亲王阿济格、肃亲王豪格、郑亲王济尔哈朗、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谦郡王瓦克达、贝勒勒克德浑等宗室王贝勒，统领八旗劲旅，辅以平西、定南、靖南、平南四王以及续顺公之汉兵以及各省由汉人组成的绿营兵征南战北，势如破竹，很快便统一了大半个中国，奠定了顺治朝一统天下的基础，却并不需要重用汉将为主帅。然而，顺治帝此番却做出了如此重大转变的决定，怎能不令满洲八旗王公感到忿忿不平呢？五省经略权限之大，前所未有，洪承畴洪经略摇身一变成了辖治五省的最高长官，是指挥五省征抚的最高统帅。这样大的特权，汉官之中人（包括汉军旗人）无人拥有，就连贵为王爷的平西、定南、平南、靖南四王，也只分限于四川，或广西，或广东，只有一省，而洪承畴却可以节制五省，几乎与顺治初年的定国大将军豫亲王多锋、靖远大将军英济王阿济格之权势相等，远远超过了当初由摄政王敕谕洪承畴的招抚江南之权！
洪承畴果然不负众望，出兵一年多就平定了湖广和两广。然而，面对颇为强大的大西军控制下的云贵地区，洪承畴主张以守为战，待条件成熟时再大举进攻，同时加紧对大西军主帅的诏降。由于军费激增，朝廷财政也处于全面告急之时，加上“满洲大兵屡苦远驰，地方官民疲于奔命”，不仅廷臣对洪承畴日益不满，就是福临也失去了耐心。早日统一滇黔，这是少年天子心中最大的心愿，洪承畴对此心知肚明。为了保全自己的功名，洪承畴在朝臣的非议之下，以自己“有罪、无能、老疾”为理由，上疏朝廷请求解任。
经略可以解任，但对据守着云贵天险的大西军以及受其保护之下的永历政权，却非一纸诏书就能解决的。守既不易，攻又难进，万一冒险进攻，损兵折将，这个结局又如何收场？福临对此真是苦无良策忧心忡忡了。
然而，天祐清廷，正当万般无奈的洪承畴打点行装准备返京接受惩处之时，正当天子福临坐卧不安之际，前线传来了大西军“国主”孙可望归顺的消息，福临能不喜出望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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