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纷乱时代，却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很灿烂的时代。这时代的领袖人物是曹操。曹操在政治上的雄才大略，当时无人比得上他。他却又是一个天才很高的文学家。他在那“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自己又爱才如命，故能招集许多文人，造成一个提倡文学的中心。他的儿子曹丕、曹植也都是天才的文学家，故曹操死后这个文学运动还能继续下去。这个时期在文学史上叫做“建安（一九六—二二〇）正始（二四〇—二四九）时期”。
这个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文学运动，他的主要事业在于制作乐府歌辞，在于文人用古乐府的旧曲改作新词。《晋书·乐志》说：
汉自东京大乱，绝无金石之乐；乐章亡绝，不可复知。及魏武（曹操）平荆州，获汉雅乐郎河南杜夔能识旧法，以为军谋祭酒，使创定雅乐……
又说：
巴渝舞曲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本歌曲》《安台本歌曲》《行辞本歌曲》，总四篇，其辞既古，莫能晓其句度。魏初，乃使军谋祭酒王粲改创其辞。粲问巴渝帅李管和玉歌曲意，试使歌，听之，以考校歌曲而为之改为《矛渝新福曲歌》《弩渝新福曲歌》《安台新福曲歌》《行辞新福曲歌》，以述魏德。
又引曹植《鼙舞诗·序》云：
故汉灵帝西园鼓吹有李坚者能鼙舞。遭世荒乱，坚播越关西，随将军段煨。先帝（曹操）闻其旧伎，下书召坚。坚年逾七十，中间废而不为，又古曲甚多谬误，异代之文未必相袭，故依前曲作新声五篇。
“依前曲，作新声”即是后世的依谱填词。《乐志》又说：
汉时有短箫铙歌之乐。其曲有《朱鹭》《思悲翁》《艾如张》《上之回》《雍离》《战城南》……等曲，列于鼓吹，多序战阵之事。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缪袭为词，述以功德代汉。改《朱鹭》为《楚之平》，言魏也，改《艾如张》为《获吕布》，言曹公东围临淮，擒吕布也……
这都是“依前曲，作新声”的事业。这种事业并不限于当时的音乐专家；王粲、缪袭、曹植都只是文人。曹操自己也做了许多乐府歌辞。我们看曹操、曹丕、曹植、阮瑀、王粲诸人做的许多乐府歌辞，不能不承认这是文学史上的一个新时代。以前的文人把做辞赋看作主要事业，从此以后的诗人把做诗看作主要事业了。以前的文人从仿做古赋颂里得着文学的训练，从此以后的诗人要从仿做乐府歌辞里得着文学的训练了。
曹操做的乐府歌辞，最著名的自然是那篇《短歌行》。我们摘钞几节：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传说杜康作酒）……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存是探问）。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他的《步出东西门行》，我们也选第四章的两段：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这种四言诗，用来作乐府歌辞，颇含有复古的意味。后来晋初荀勖造晋歌全用四言（见《晋书·乐志》），大概也是这个意思。但《三百篇》以后，四言诗的时期已过去了。汉朝的四言诗没有一篇可读的。建安时期内，曹操的大才也不能使四言诗复活。与曹操同时的有个哲学家仲长统（死于二二〇），有两篇《述志诗》，可算是汉朝一代的四言杰作：
飞鸟遗迹，蝉蜕亡壳，腾蛇弃鳞，神龙丧角。至人能变，达士拔俗。乘云无辔，骋风无足。垂露成帏，张霄成幄（霄是日傍之气）。沆瀣（音亢械，露气也）当餐，九阳代烛。恒星艳珠，朝霞润玉。六合之内，恣心所欲。人事可遗，何为局促？
大道虽夷，见幾者寡。任意无非，适物无可。古来缭绕，委曲如琐。百虑何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抗志山栖，游心海左。元气为舟，微风为柁，翱翔太清，纵意容冶。
但四言诗终久是过去的了。以后便都是五言诗与七言诗的时代。
曹丕（死于二二六）的乐府歌辞比曹操的更接近民歌的精神了，如《上留田行》：
居世一何不同？——上留田，
富人食稻与粱——上留田。
贫子食糟与糠——上留田。
贫贱亦何伤？——上留田。
禄命悬在苍天——上留田。
今尔叹息，将欲谁怨？——上留田。
这竟是纯粹的民歌。又如《临高台》：
临台行高高以轩，下有水清且寒，中有黄鹄往且翻……鹄欲南游，雌不能随。我欲躬衔汝，口噤不能开。欲负之，毛衣摧颓。五里一顾，六里徘徊。
这也是绝好的民歌。他又有《燕歌行》两篇，我们选一篇：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可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这虽是依旧曲作的新辞，这里面已显出文人阶级的气味了。文人仿作民歌，一定免不了两种结果：一方面是文学的民众化，一方面是民歌的文人化。试看曹丕自己作的《杂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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